长春最早的手工业
酿酒，是东北三大传统工业之一，通称“烧锅”。以高粱为原料的酿酒技术，早在康熙、乾隆年间就随关内流民传到东北。那时的东北，要比现在冷得多，冬天人们在外边被冻掉鼻子、手指、脚趾，以致被冻死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常常要饮酒来暖身御寒。因此，酿酒的烧锅也就在东北诞生了。在清雍正四年三月(1726年春)的谕旨中，就曾提到康熙朝(1662年～1722年)在盛京地方和口外(指长城以外、以北)与内蒙古交界的地方，流民“出口开烧锅者甚多”。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在今属长春境内的伊通边门处，就有天兴源烧锅开业，所产白酒远销到盛京(今沈阳)、宁古塔(今宁安)等地。
长春设治之前，边外郭尔罗斯境内就已有流民为蒙古人开办的烧锅，既用当时流民在蒙荒种地所得的高粱酿酒，又用剩下的酒糟喂养蒙古人不会饲养的家猪，以供食用。长春于嘉庆五年(1800年)在郭尔罗斯境内设治后不久，在档案中就出现了两家烧锅的名号——瑞兴号与泰和号。所以，在嘉庆朝编纂的《吉林志书》中就记载长春设治后即“经征烟酒、牲畜税务”:自嘉庆五年底“奉到关防征收起，至七年底止，征收过烟酒、牲畜税银三百零六两八钱九分五厘”，以后形成定额，年征“四百三十三两九钱六分”。
烧锅，是在长春诸多手工行业中最早出现的，稍后出现的则是建筑建材、粮米加工、纺织印染等其他手工行业。
清代的“十一家老烧锅”
瑞兴号烧锅属于增设的，开办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东家姓武，在开烧锅之前已开办了瑞兴店，积有资本后增设了烧锅。长春乃至东北的许多烧锅都和瑞兴号一样，是做其他买卖积累了资本后才增设的。在日本人上世纪40年代占据东北时出版的《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中，对东北的这类现象有准确的描述:“当初作为杂货商进入农村的商业资本，通过与当地产品以及手工艺制品的交换，手中积累了货币。其后以此为基础，首先以中国内地的技术，利用当时逐渐出现的高粱作为原料，开始成立烧锅。”
瑞兴号等最初设立的烧锅都是不分号的，也不另起名号。而后来分号和单立的烧锅则另起名号，并且在用字上带有浓厚的行业色彩，多采用带有“泉”“源”“涌”等与“水”沾边的字，如后来的“涌发合”“积德泉”等。
长春厅前期(1861年营口开港前)的烧锅行业受当时交通不便和人口不多的限制，与后来的烧锅相比，多是一些小烧锅，大烧锅很少。
大小烧锅主要是根据甑筒(可以理解为蒸锅)的数量来区分的。烧锅的生产工序繁多，有做曲、粉料、发酵、装锅、蒸馏、出糟、贮酒、勾兑等，基本都是人力辅以器具。其中蒸馏工序是酿酒的中心工序，蒸馏用的甑筒则成为制约生产规模的关键设备。所以，烧锅拥有和使用的甑筒多则显示其规模大，反之则规模小。这时所谓的大烧锅，按后来的说法应是两个甑筒以上的，一筒则是小烧锅。
据清代吉林官参局散放参票给烧锅的档案记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长春厅有大小烧锅30家。10年后的咸丰七年(1857年)清政府增加烧锅票钱时，致一些烧锅倒闭，经吉林将军重新议定章程、酌减票钱，其中部分烧锅才继续开烧，并实行包税。当时，吉长两厅属继续营业的烧锅计39家(包税108000吊)，其中属长春厅包税的烧锅应有20家左右，在《长春县志》中能查到名号的有设于万宝山的万成烧锅、设于甕可的彩盛泉烧锅。当然，这些包税的烧锅都是雇工的、够规模的大烧锅，不雇工、自家闲时烧点酒自卖的小烧锅应该更多。有资料记载，当时吉长两厅属大小烧锅达百余座，笔者认为应该是可信的。
光绪十五年(1889年)，长春由厅升为府，并分出农安乡设县。分县后，府本属包税的大烧锅剩下十几家，多时(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16家，生产能力总计为59筒;少时(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11家，生产能力总计为42筒。
光绪十六年时16家烧锅的名号如下:
公升合、万发号、同和泉、义和号、世聚涌、万成号、义盛和、万增号、顺盛号、德昌号、义和永、义和成、顺和泉、同生源、德盛号、晋盛号。
光绪二十年时11家烧锅的名号及所在地如下:
公升合(在宽城子，今南关区)
万发号(在宽城子，今南关区)
世聚涌(在恒裕乡九甲库金堆屯，今宽城区兰家镇)
万成号(在抚安乡八甲万宝山，今由德惠市代管的宽城区万宝镇)
万增玉(即万增号，在抚安乡十甲朱家城子，今德惠市朱家城子镇)
顺盛号(在沐德乡七甲双山子屯，今德惠市和平乡双山子村)
德昌号(在沐德乡九甲郭家屯，今德惠市郭家镇)
义和永(在沐德乡九甲郭家屯，今德惠市郭家镇)
义和成(在沐德乡九甲全家屯，今德惠市天台镇全家村)
顺和泉(在怀惠乡三甲大青咀屯，今德惠市大青咀镇)
广成涌(在花曲柳沟屯，今址不详)
造成烧锅时多时少的原因，除了税收外，主要是年成的影响。烧锅是高耗粮产业，据《吉林新志》记载的传统酿造法:不计做曲所需要的麦豆，仅高粱一项，平均每出酒10斤就需粮一斗(40斤)。因此，一遇荒灾短粮之年，一些小烧锅便自然停烧，大烧锅也被限制生产班次。因此，在烧锅行业中能一直坚持开工的一定是资本雄厚的大烧锅，多由粮栈分设或与粮栈兼营。“开烧锅者非大有资本不能具”“非本多者不能成坊”，即指此。
光绪二十年时的这11家烧锅，在当时是非常强的，资本较厚，生产的酒也都是质量非常好的“烧刀子”。著名东北经济史专家孔经纬先生在论述长春烧锅的这一段变化时，将这11家烧锅称为“十一家老烧锅”。这些烧锅平均每个规模约为4筒，其中义和成的规模最大，有5个甑筒。
公升合烧锅是这11家老烧锅的代表，是吉林巨商牛家在长春开的商号。公升合最早是杂货庄，位于长春城北门内路西，占地很大，前店门脸面对北大街(今大马路)，后坊院深直抵马号门(今大经路)，应是同治四年(1865年)长春筑城前即在此处。有明确记载的公升合钱庄开办于光绪十年(1884年)，公升合烧锅的开设早于钱庄。
“烧锅之多不计其数”
清末，东北进入一个激烈的变化时期。光绪朝后期，东北逐渐开放，民人州县增多，特别是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之后，日俄势力在东北扩张，清朝新政亦在东北实施，工商业迅速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长春成为东北中部的商业中心，烧锅业随之有较大发展，除了老烧锅外，还有涌发合、鸿兴、福海盛、广盛源、永丰源、德泉涌、大成泉、福德源、福源昌、瑞兴成、公兴泰、公兴隆等新烧锅出现在城乡各处。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统计，长春府上税的大烧锅增为20家，还有许多只有一筒生产能力、开开停停的小烧锅，时称“小糈”，以致当时报称“宽城子土产以烧酒为大宗，烧锅之多不计其数”。
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府居民已达到10余万户80余万人，清政府便将境内东北部沐德乡北部的几个甲连同迤东的怀惠乡全部从长春府中分出，设德惠县。分县前后，由于鼠疫的影响，长春府报税的大烧锅只剩12家。宣统三年(1911年)的档案中记载了其中11家的名号和所在地点，如下:
公升合(在宽城子北大街，今南关区长春大街南大马路西侧)
涌发合(在宽城子东二道街，今南关区东二道街)
鸿兴(在恒裕乡十二甲双城堡街，今公主岭市双城堡镇)
万成号(在抚安乡八甲万宝山屯，今由德惠市代管的宽城区万宝镇)
增盛泉(在沐德乡前七甲双山子屯，今德惠市和平乡双山子村)
福海盛(在沐德乡九甲四道沟屯，今属德惠市天台镇)
广盛源(在沐德乡九甲郭家屯，今德惠市郭家镇)
顺升泉(在怀惠乡三甲大青咀屯，今德惠市大青咀镇)
永丰源(在怀惠乡五甲大房身街，今德惠市大房身镇)
永丰源(在花曲柳沟屯，今址不详)
德泉涌(地点不详)
这11家烧锅合计有甑筒31个，公升合最多，独占5个。从所在地点和名号上看，属11家老烧锅的至少还有4家，即公升合、万成号、增盛泉(由顺盛号改名)、顺升泉(由顺和泉改名)。
由于烧锅的好坏取决于所在地的井水和小气候，而且烧锅的发酵池用得越久则曲子质量越好，所以好的烧锅绝对是不搬家的，一般的烧锅也不会轻易搬迁。于是，烧锅便与当时的磨房、粉房、油房等一样，成为当地的地标，久而久之便演变成了当地的地名。宣统二年初制作的《长春府舆图》上，共标注了四大乡1150多个村屯镇名，其中有13个以“烧锅”为名，两个以“酒局”为名。位于今农安县的烧锅镇即由瑞兴号烧锅得名，今宽城区兰家镇的烧锅岭则由11家老烧锅中的世聚涌得名，今德惠市的老少沟镇也是由“老烧锅沟”音转而成。
跻身近代工业之列
进入民国时期，在长春烧锅行业中，公升合老烧锅仍是长春城内外数一数二的大烧锅，同时不乏后来居上、与公升合齐名的涌发合烧锅、洪发源烧锅。一般的还有鸿兴、裕昌源、福德源、人合源、裕成涌、洪生泉、福鸿、德泰泉、鸿升等烧锅。此时，自清末新政就开始施行的公司法，改变了手工业作坊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逐渐以工厂取代了作坊。长春的传统烧锅开始转变，其中一部分逐渐履行新式公司的登记手续，注册了资本(合资或独资)，成为有法人代表的新式烧锅。传统烧锅虽多，但当时已不代表长春烧锅行业的主流了。同时，自清末开始，蒸汽机首先进入了长春的火磨(即制粉)、油房等行业，电力也随之在长春出现，电动机在各个行业中得到运用，长春的手工业开始转变为近代工业。烧锅在长春虽然是最早出现的手工业，但因其严重依赖于手工经验的特性，使用机械动力较晚，直到一战结束后才走上使用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之路，这样的烧锅多集中在长春城内外。这些新式烧锅较传统烧锅资本足、规模大，且以中国人出资经营为主，与火磨、油房、机房(即纺织)等一同构成长春的近代民族工业。
日本“满铁”1915年对在南满各地注册的烧锅进行过统计，共309家，其中资本最多、达10万元以上的有3家，长春的涌发合与德泰泉在列。涌发合在当时的报纸上是经常与公升合并提以代表长春烧锅行业的，在长春商会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到了1917年，最初的11家老烧锅中仍延续经营的最后一家——公升合因火灾频袭、经营不善而倒闭，标志着11家老烧锅全部退出了长春的工业舞台，取而代之的多是公司制的新烧锅。
1922年，“小糈”和乡镇的烧锅不计，仅长春城内外就有中国人经营的公司制新烧锅7家，具体如下:
洪发源:在“满铁”附属地高砂町(今铁北二路)，经营者张国栋，资本金两万元(大洋)，生产能力为一天3班，年产427600斤。
万合泉:在“满铁”附属地东六条通(今宽城区东六条街)，经营者王次源，资本金150万吊，生产能力为一天4班，年产410000斤。
永衡谦:在城内北大街(今长春大街南大马路段)，经营者王白川，资本金150万吊，生产能力为一天4班，年产410000斤。
永衡益:在“满铁”附属地富士町(今站前黑水路)，经营者夏峻山，资本金250万吊，生产能力为一天3班，年产376800斤。
裕成涌:在“满铁”附属地北二条通(今宽城区北二条街)，经营者惠凤山，资本金105万吊，生产能力为一天1班，年产141200斤。
合发店:在南关，经营者孔怀清，资本金20万(小洋)，生产能力为一年280班，年产112000斤。
泉兴德:在“满铁”附属地富士町(今站前黑水路)，经营者齐雨亭，资本金不详(从生产规模推断，应在100万吊左右)，生产能力为一年280班，年产112000斤。
这7家烧锅中，有6家在粉料等工序中使用了机械动力，计电动机7台109马力、蒸汽机1台25马力。
至伪满前，长春又有裕生源、福生泉、振德泉、积德泉等大烧锅出现，使长春的烧酒产量和质量在东北很有名气。1931年8月，民国吉林省政府对长春烧锅行业有一个统计，共有永衡谦、万合泉、洪发源、裕成涌、积德泉、振德泉、福生泉、裕生源、合发店9家生产白酒，另有制售药酒的5家。9家生产白酒的烧锅中，永衡谦、合发店是兼营烧锅。统计资料中分别列出了这9家烧锅的资本额和当月制销额(当时的一种统计口径，可视为产量)，分别如下:
资本额(银元):永衡谦131500元、裕生源100000元、洪发源100000元、合发店70000元、积德泉65000元、万合泉60000元、裕成涌55000元、福生泉16000元、振德泉10000元。
当月制销额:裕生源595000斤、洪发源385000斤、积德泉384000斤、裕成涌330240斤、万合泉258000斤、振德泉190000斤、合发店186400斤、福生泉158800斤、永衡谦57460斤。
从资本方面分析，能够代表长春烧锅行业的7家专营烧锅，资本总计为406000元，平均资本58000元。其中最多的为100000元，最少的为10000元，相差10倍，前3名分别为裕生源、洪发源、积德泉。从当月的制销额来看，7家专营烧锅合计为2301040斤，平均为328720斤，最多的为595000斤、最少的为158800斤，相差三四倍。当月制销额的前3名仍是裕生源、洪发源、积德泉，可见，7家烧锅的投入和产出基本相符，是个常态。
从该统计中还可以看出长春烧锅所产之酒的销售方向，本地销售三分之二以上，向外地销售不到三分之一。
一直延续至今的积德泉烧锅，在这7家专营烧锅中资本和制销额均排名第三。
相关链接
1931年定名的“积德泉”
长春的烧锅行业在东北沦陷前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增增减减，开开停停，出现了许多出名的烧锅，也留下了一些美好的传说，其中流传于上世纪烧锅行业中关于积德泉的传说最为感人:
相传在咸丰年间(1851年～1861年)，一对善良的山东夫妇携子闯关东，行至宽城子，在一片大柳树林中遇一泉。泉水清澈甘甜，夫妇俩用泉水给孩子洗澡，竟治愈了孩子在长途跋涉中长满全身的疥疮。夫妇俩遂在泉边住下，先以磨豆腐为生，后稍有资本便用泉水酿酒，酿出的酒醇香甘美。因为夫妇俩待人亲切和善，做买卖不欺不诈，宽城子一带的老百姓遂将给夫妇俩带来幸福的那眼泉称为“积德泉”，将夫妇俩做的豆腐和酿的酒分别称为“积德豆腐”和“积德酒”。久而久之，积德泉的酒名气越来越大。
据笔者考证，积德泉烧锅的前身是泉兴德烧锅。据成书于1922年的《长春沿革史》(日本人编纂)记载，泉兴德烧锅的位置在“满铁”附属地富士町八番(今站前黑水路)，经理人是齐雨亭。1931年上半年，在“满铁”附属地内协和栈(粮栈)任掌柜的王玉堂，与孙尚臣、后藤爱(日籍)、邓锡珏、史函等5人出资，接兑了濒临倒闭的泉兴德烧锅，改名号为“积德泉”。王玉堂任董事长，孙尚臣任经理。在民国吉林省政府1931年8月长春烧锅行业统计表上，“积德泉”酒厂首次被列入，注册资本为65000元(银元)。1931年元旦，《盛京时报》广告栏上首次出现“积德泉”烧锅的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