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时年63岁的章太炎在给弟子孙思昉的信中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东人睥睨辽东三十余年，经无数曲折，始下毒手。”
章氏强调，虽然抵抗未必能胜，但“败而失之，较之双手奉送，犹为有人格也。辽东虽失，而辽西、热河不可不守”。其忧愤之意，其悲恸之情，可谓力透纸背、感人至深。
“北伐”之后，一直不承认南京政府，始终反对一党专政并遭到国民党通缉的章太炎，本来就此闭门研学，久已不问国事。此刻面对日军悍然入侵，当局军队却“不抵抗”的怪现状，章氏终于忍无可忍，禁不住拍案而起，痛斥以蒋介石为首的“投降派”，坚决主张奋起抗战。
师生通信痛斥当局
宁方则秦桧之，粤方则石敬瑭也
1931年10月，章太炎收到弟子马宗霍的赠书《音韵学通论》。他将该书通读一遍后，于当年12月7日复信马宗霍，信中大谈国事，再一次痛斥了抗战投降派，对国家现状深感沉痛。信文转录如下:
宗霍足下，前得《音韵学通论》三册，略已阅遍，大致不误。东事起后，当局已不能禁人言论，而老子终无一言者，盖拥蒋非本心所愿，倒蒋非事势所宜，促蒋出兵必不见听，是以默尔而息也。 逮今拟划锦州为中立区域，则放弃东三省之志已决。学生群呼打倒卖国政府，亦奚足怪!但闻北来诸生复垂意于粤人夫己氏者，斯可谓暗甚也。陈友仁之东行所谈何事，见诸东国报纸，无可揜饰。然则校论宁粤两方，宁方则秦桧之，粤方则石敬瑭也。秦固屈伏于敌，石则创意卖国者。去秦求石，其愚缪亦太甚矣。此事起时，误在求联盟会。既不敢战，又不敢直接交涉。迁延时日，致敌之侵略愈广，而袁金铠辈汉奸政府亦愈巩固。此后敌虽撤兵，汉奸政府可撤乎?彼以不侵中国领土为名，而假其权于汉奸。乃施肇基辈绝未言及，亦可怪也。今日之势，使我辈处之，唯有一战。明知必败，然败亦不过失东三省耳。战败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人格与无人格既异，则国家根本之兴废亦异也。为当局自身计，亦唯有一战。战而败、败而死，亦足赎往日罪状矣。然逆计其人爱国不如爱自身，爱自身之人格尤不如爱自身之性命。复何言哉!乃知“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非虚言也。若夫委过前代、卸罪人民，一人之手，固不可尽揜天下之目矣。此覆。即问起居清胜。
章炳麟白 十二月七日
章太炎在这一通信中，明确将蒋介石视为秦桧，又将汪精卫视为石敬瑭，认为这些投降派均难以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他更进一步指出，所有外交努力，所有国际交涉，都应建立在“敢战”的基础之上，否则都毫无意义。在当前情势之下，汉奸与卖国贼大行其道，就正是投降派“不敢战”的结果。他激奋地宣告，“今日之势，使我辈处之，唯有一战”，并且再一次发出了与致孙思昉的信中相似的感慨，称即使“明知必败”，也应当奋勇应战，因为这关系到人格国格。
另一方面，由于时局动荡、国运弥艰，章太炎在“拥蒋”与“倒蒋”之间，心态也是极其矛盾的。他自谓“盖拥蒋非本心所愿，倒蒋非事势所宜”，但相比汪精卫等“创意卖国者”，还是希望能“促蒋出兵”抗战。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章氏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衷心期望南京政府能为抗战发出统一号召。接下来，章氏更以一系列实际行动，痛斥当局投降派，声援各地抗战，全力“逼蒋”抗日。
1932年1月13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相伯、张一麐、李根源、沈钧儒、章士钊、黄炎培等各界知名人士，联名通电，痛斥当局，电文说:“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弍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要求国民党各派首领“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否则“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
六天之后，章氏又率张一麐、赵恒惕、沈钧儒、李根源等，联名通电全国。这一题为《请国民援救辽西》的通电，对东北义勇军的奋勇抗敌予以了高度评价，称“所谓将军有死之心， 士率无生之气者，于此见之”，并严斥当局“素无斗志，未闻以一矢往援”。可见，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久已不谈政治，对国事三缄其口的章太炎，终于在愤怒与焦虑中，开始走出书斋，开始打破晚年长期闭门著书的缄默，拿起笔来论政参政了。
支持淞沪会战
协助夫人创办第十九伤兵医院
《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从民族情感与国家道义层面上，对“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军队的奋起抵抗侵略并取得胜利，予以了大力表彰与由衷赞叹。此文体现着一位革命元勋与国学泰斗的爱国情操，是超越革命与学术之上的崇高人格之体现，是章氏晚年极为重要的一篇文章。
事实上，除了对日军的侵略行径口诛笔伐之外，章太炎不仅在精神层面上支持十九路军抗日，还支持夫人汤国梨创办第十九伤兵医院，用实际行动支持淞沪抗战。这所医院办至战事平息才结束，前后历时近一年，先后接纳治疗伤员140多人，仅一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为使阵亡将士遗骨免遭不测和凌辱，章氏又会同沪上爱国人士，发起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迁葬运动。他提议将烈士遗骨迁至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区，与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并葬，以表彰其抗日功绩，垂表万世而不朽。迁墓完工之后，更亲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刻石于墓前，盛赞十九路军抗战“功虽未成，自中国与海外诸国战斗以来，未有杀敌致果如是役者也”，今“度地广州黄花岗之南，以为公墓，迁而堋之”，他深信“继十九路军而成大业者，其必如武昌倡义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3月11日，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及学生抗日会，举行公祭抗日烈士大会，章太炎不顾老迈之躯，毅然北上赴会。出席此次大会的，还有张学良代表郭尔珍、于学忠代表韩玉璞、张焕相、熊希龄等军政要人，还包括上海各团体代表王造时、东北民众救国会代表阎宝航等数十人，到会者共计达1300余人。
当天上午九时，大会启幕，哀乐齐奏。主席台上，染作红色的中国地图映入现场千余来宾眼帘，会场上下痛哭涕泣之声萦绕。章太炎致辞称，“政府对国防边防素来即无设备与措施，故上海战事发生后，当国者仍不能洞悉国事，只听德国顾问之言，而不抵抗。”显然，章氏无比的愤慨之意，仍是指向当局投降派的;沉重的忧愤之情，仍是指向抗战何去何从之疑问的。次年二月，时年65岁的章太炎又与93岁的马相伯联合宣言，再次公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痛斥日军侵略暴行，时人称之为“二老宣言”。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苏州病逝，享年68岁。时人誉其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国民政府令以“国葬”，葬杭州西湖畔张苍水墓侧。80余年后，返观章太炎一生风骨与言行，除却革命元勋与国学泰斗之“盖棺定论”，或许在原有“定论”之外还有“新论”，可以再加上一个“抗战先躯”的荣誉。
评价“一二八事变”
“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悍然对上海闸北发动了突然袭击。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将士在人力物力均处于劣势的情况，奋起自卫，顽强抵抗，史称“一二八事变”，也就此拉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章太炎此刻正居于上海，目睹日军残暴与我军英勇，大为感动与激奋，为之撰写《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
这篇文章是章氏晚年不多见的，一反书斋论学性质的，有着铮铮铁骨、血气方刚的政论文章。当年鲁迅所判定的已不问世事的那个晚年章太炎，那个“用自己的手和别人手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的学界宿儒，在这篇文章中脱胎换骨，已然铁血丹心，将要共赴国难而不再是闭门修习了。且看全文如下:
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
民国二十年九月，日本军陷沈阳，旋攻吉林，下之，未几又破龙江，关东三省皆陷。明年一月，复以海军陆战队窥上海，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二十八日夕，敌突犯闸北，我第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令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当。其后敌复以军舰环攻吴淞要塞，既击毁其三矣，徐又以陆军来。是时敌船械精利，数倍于我，发礟射击十余里，我军无与相当者。要塞司令邓振铨，惧不敌，遽脱走，乃令副师长谭启秀代之。照垣时往来闸北、吴淞间，令军士皆堑而处，出即散布，礟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机关枪扫射之，弹无虚发。军人又多善跳荡，时超出敌军后，或在左右;敌不意我军四面至，不尽歼即缴械，脱走者才什一，卒不能逾我军尺寸。始日本海军陆战队近万，便衣队亦三千人，后增陆军万余，人数几三万，我军亦略三万。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战三回，小战不可纪，敌死伤八千余人，而我死伤不逾千。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东向死敌，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若从灶上扫除焉。初，敌军至上海，居民二百余万，惴恐无与为计，闻捷，馈饷持橐，累累而至;军不病民，而粮秣自足。诸伤病赴医院者，路人皆乐为扶舆，至则医师裹创施药，自朝至夜半未尝倦，其得人心如此。
章炳麟曰: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间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矣。统军者慎之哉!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章炳麟书
这篇章太炎自撰自书的“雄文”，后来于1937年1月，在《制言》杂志第32期上发表。该杂志为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会刊，由章氏及其门人于1935年9月创刊于苏州。
这篇文章发表之时，章氏已于1936年6月在苏州病逝。为什么章氏生前未能刊发此文，要延至逝世后半年多才予发表呢?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已呈中日对决形势之下的上海发表这样的“反日”言论，势多不便，恐被查禁;另一方面，文中有抨击蒋介石政府及国内军政的言辞，国内各大报刊恐怕也无法刊发，所以只可待到自己创办刊物之际，方有发表之可能。可惜的是，《制言》创刊后不到一年时间，章氏即逝世，门人弟子辈整理其遗著时，方才发现这篇文章的手稿，才得以整理发表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