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地方历史的实录，简称“方志”，一般来说有以下特点:首先是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以某一地域为中心，介绍其疆域、山川、古迹、物产、祥异、人物、风俗等;其次是具有明确的等级性，最高等级为全国性的方志，如《一统志》，其他则按地区的行政级别分为省志、府志、县志等。此外，方志的编纂多为政府行为，也有少数私人纂修。
壹
清代以前 东北的修志活动
秦汉以来，地方开始有修志活动。章学诚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司马迁开创了官修历史时代，但修志活动还没有大规模展开，只在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个别进行，边疆地区并无修志行为。
宋辽时期，东北地区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修志活动，但已出现一些著作，记述了东北少数民族政治、经济、风俗等，例如北宋官修、曾公亮主编的《武经备要》中有《北蕃地理志》，记载了古代契丹族的舆地情况。张棣，原本为金人，于淳熙年间投奔宋朝，其编撰的《金图经》记载了女真民族的道里、官制、部曲等。宋代的方志由图经发展而定名，因此，《金图经》可以视为东北地区已知最早的方志。靖康之变后，金朝将徽钦二帝掳至东北，随之被掳的还有一批北宋王朝的宗室成员及官员、文人等。这批知识分子被掳掠至东北后，撰写了一些记载东北舆地、风俗及女真族政治制度、历史事件的作品，如赵子砥的《燕云录》等。
此外，北宋蔡僮的《北狩行录》，全文八千多字，详细记录了宋徽宗被囚禁在金朝八年的生活情况。还有洪皓的《松漠纪闻》，记载了其出使金朝的所见所闻。洪皓去世后，其子洪适将此书校刊付梓。此书分为正、续二卷，正卷记事31则，续卷记事27则。乾道九年(1173年)，洪皓之子洪遵又增添了11则记事，作为补遗。至此，全书共69则，主要记载了女真族的族源和金朝的军政大事、礼仪制度、民风土俗、交通物产、山川地理等，是黑龙江现存的第一部地方史著述。
东北地区最早的官方修志活动始于元朝。元大德初年，朝廷为纂修《元一统志》，谕令全国各省编修地方志，以备使用。金毓黻先生认为其“仅具稿本，实未付刊”。此外，元代官修的东北府县类志书还有沈阳路《图册》、辽阳路《图册》、广宁《图册》《开元志》等，《满洲源流考》(卷十五)、《盛京通志》中引用了辽阳路《图册》中的内容，但今天均已佚失。
现存最早的东北地区通志为明朝官修的《辽东志》及《全辽志》。《辽东志》共九卷，分别为地理志、建置志、兵食志、典礼志、官师志、人物志等，还附有17幅舆图。金毓黻先生认为:“《全辽志》者，《辽东志》第三次之次修本也。”明嘉靖四十四年(1563年)，时任巡按御史李辅以旧志舛讹脱落为由，开馆编修，只用半年便修成。从其凡例中可知与《辽东志》相比变化颇大，故名为《全辽志》。
贰
清代各个时期
东北的修志活动
清朝从顺治时期开始纂修地方志，一来可以通过修志，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二来有助于统治者掌握各地户口、山川、兵防、钱粮等信息，从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但是，由于顺治时期全国政局未稳，加之时间仓促，所以这一时期纂修的志书错误较多，考据欠妥，体例多沿用明朝旧志。
康熙年间，全国政局较为稳定，经济初步发展。康熙四年(1665年)，皇帝下诏征集志书等资料，以备纂修《明史》。康熙十一年(1672年)，诏谕全国各省编修地方志，以供纂修《大清一统志》。由此，康熙时期掀起了清初第一次修志高潮。这一时期纂修的《盛京通志》不仅是清代第一部官修东北通志，更是清代陪都第一部志书，也是清初所修东北志书的集大成之作;《铁岭县志》是清代东北地区第一部县志，具有清初东北修志的首创之功。《辽载前集》是清代东北地区第一部由私人纂修并留存至今的志书，它虽然不像官修志书那样条目完备，却对“琐屑事情及历来故实”进行了记载。
根据清朝定例，六十年一修志，雍乾时期，东北地区修志活动呈下降趋势，仅有两部志书问世，一部是雍正年间的《卜魁风土纪》，一部是乾隆年间的《塔子沟纪略》。
康乾时期，东北地区共修志书30种，除去续修和失传的志书，现今可考的共计12种。
嘉庆至同治时期，清朝逐步衰败，天灾人祸导致政府出现财政危机，加之全国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政府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地方修志活动，修志进入低潮期。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只有嘉庆时的《黑龙江外纪》、道光时的《吉林外记》、咸丰时的《开原县志》《岫岩志略》《辽海志略》以及同治时的《黑龙江通省舆图总册》共六部志书问世。其中，《黑龙江外记》是黑龙江地区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地方志书，记载了清代中叶黑龙江地区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吉林外纪》则是吉林地区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书。
同治年间，全国各地志书由于年久失修，加之战乱影响，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与此同时，外患不断，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一大批爱国人士的救亡图存意识，掀起了一股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于是，以同治八年(1869年)江西巡抚刘坤一上奏请求修志为起点，清政府再次开启较大规模的修志活动。“清光绪十年(1884年)，成立《会典》馆，征集天下志书。总计同治、光绪、宣统五十年间，凡修志书一千一百六十四种，年均二十三种。”《会典》馆成立后，东北地区修志活动也逐步展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北地区行政建置发生重大变化，将军和都统衙门相继被裁撤，实行内地的行省制。东北修志活动进入高潮阶段，共修志书130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吉林通志》，是吉林地区第一部官修通志，以《盛京通志》为范本，参考大量文献修成;《黑龙江述略》是在“黑龙江为国家要害，俄罗斯时思逞志，噬啮中国”的背景下，修成的一部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著述;而《新民府志》采用统计表格的形式，颇具特色。
这一期间还出现一种新的志书，即乡土志。乡土志又称风土志，是反映某一地方自然、地理、人文、物产等概况的一种志书。乡土志与地方志相比，体例简单，内容仅涉及历史、地理、格致三大部分。修乡土志，一是为各地修志提供素材，二是作为蒙学教材，使儿童更加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是一种普及性的教材，如《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新民府乡土志》《宁远州乡土志》《宽甸县乡土志》《铁岭乡土志》等。
叁
清代东北
修志活动的特点
一般来讲，地方志依据行政区等级的不同，主要分为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镇志、乡土志等，此外还有一些风土小志。
东北地区现今可考的地方志书，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计算为319种。“计有:东北区总志15种;辽宁方志现收123部，其中有省级通志4种，府、厅、州、县乡土志117部;吉林省志110种，其中有省级10部，府、州、县乡土志100部;黑龙江省有志63部，省级通志8部，府、厅、州、县、乡土志55部”，其中大部分为清代所修。
清代东北地区的修志活动有其独特之处。
其一，东北地区是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与其他边疆地区相比，统治者更加重视东北地区的修志活动。例如《盛京通志》，其体例参照《河南通志》，又因盛京为“陪都”，地位较高，因此采用《大明一统志》体例，将京城、坛庙、山陵、宫殿放于建置之前，将帝王、名宦置于人物志之前。这是清代首部具有“陪都”性质的志书，后来又经历了五次重修，充分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对东北地区修志活动的重视。
其二，清代东北修志活动体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对边疆危机的应对与思考。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始，沙俄借口保护黑龙江，多次潜入黑龙江地区，在那里建立哨所和据点，对黑龙江流域进行非法测绘，大量向这一地区非法武装移民和驻军。甲午战争之后，沙俄加紧了对东北地区的渗透侵略，形势更加危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边疆史地研究热潮。如西清的《黑龙江外记》中翻译核对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满文《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这是其他志书所没有的情况。书中用较大篇幅记载了黑龙江地区的台站、卡伦、城堡，重点考察了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管辖。西清还对黑龙江流域的地形地貌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记载，凸显了黑龙江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徐宗亮的《黑龙江述略》在充分考察本国与沙俄接壤部分以及沙俄入侵的实际情况下，分析了清朝缘何弱于沙俄，该如何自强，充分表达了救亡图存的爱国意识。此外，还有《朔方备承》《柳边纪略》《龙沙纪略》等志书，均反映出强烈的爱国之情。
其三，清代东北修志活动的规模小于内地各省份，且呈现由南向北发展的趋势，主要集中于光绪及宣统时期。自顺治年间至宣统年间，东北地区共修志书168部，其中顺治至乾隆时期共修29部，嘉庆同治时期共修9部，光绪至宣统时期共修130部，并且辽宁地区所修方志占据主要部分，黑龙江地区所修方志数量最少。
其四，清代东北方志的纂修人多为被贬谪至东北地区的文化流人，他们的诗歌、文集、笔记、历史地理著作，记录了东北的历史沿革、风土民俗、山川物产等，为后人研究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典型的诗文集有方拱乾的《何陋居集》《苏庵集》、吴兆骞的《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函可的《千山诗集》、张缙彦的《域外集》、陈梦雷的《松鹤山房诗文集》等。学术著述有方拱乾的《宁古塔志》、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杨宾的《柳边纪略》、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方式济的《龙沙纪略》、陈梦雷等文化流人修的《盛京通志》、董国祥修的《铁岭县志》、王履泰的《双城堡屯田纪略》等。
此外，清代东北志书除了通常篇目外，还记载了地方特色及文化，这是其他地区修志活动所没有的。例如《黑民山水传》《长白山征存录》《白山先民传》《成多禄文集》等，文风朴实，记事真实，记述全面。
总的来说，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纂修方志的鼎盛时期，东北地区由于地处边疆，且为满族发源地，因而修志活动不仅体现出“龙兴之地”的重要地位，而且反映了清代对边疆危机的应对与思考。方志记载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掌握这些信息，有利于中央政府加强对该地区的行政管辖，是重要的施政依据。所以，东北修志活动是整个清代修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通过修志，文化流人赢得了东北八旗将士和各族人民的尊重，推动了优礼文士社会风气的形成。这一时期诞生的方志翔实地记载了清代东北各方面的情况，充分反映了当时东北地区的风貌，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延续了东北文化脉络，促进了历史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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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盛京通志》:清代第一部官修东北通志
康熙十一年(1672年)，朝廷下令各地分辑志书。由于东北为清朝“龙兴之地”，且盛京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定都城，康熙帝为“追述祖宗功德，纂修《大清一统志》，以昭示来兹。爰敕奉天府尹先修《盛京通志》，以便汇辑，为诸省弁冕”。时任奉天府尹董秉忠奉诏编修《盛京通志》，纂修总裁为时任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伊把汉以及董秉忠等四人，负责纂辑的为时任锦州知府孙成等七人。有学者认为，《盛京通志》实为《古今图书集成》纂辑者陈梦雷流放盛京时所纂修。
《盛京通志》的体例参照《河南通志》，但因盛京为陪都，地位较高，因此借鉴《大明一统志》体例，将京城、坛庙、山陵、宫殿放在建置之前，将帝王、名宦置于人物志之前。
《盛京通志》的纂修工作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成于二十三年(1684年)初，历时半年，记事止于康熙二十二年。全书共分32卷，包括京城、坛庙、山陵、宫殿等内容，此外还有图一卷，包括乌拉、宁古塔等9幅图。由于成书匆忙，体例不甚完备，有些条目记载缺失，但对清代东北修志具有开创之功。
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盛京通志》一共重修5次，钞本3次，刻本7次，此后又石印和铅排各一次。
2.《辽载前集》:清代东北第一部私人纂修通志
《辽载前集》是林本裕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十月纂修而成的，用时七年。他在自序中称:“裕因念先人言，用是上稽历代史籍，旁考诸家说部，折衷于昭代盛京志。”由此可见，林本裕所修《辽载前集》的最大特点在于“折衷于昭代盛京志”，《盛京通志》作为官修地方志，其特点是典章条例记载完备，但却疏于对细小琐碎之事的记载，缺少对事情来龙去脉的梳理。而《辽载前集》主要记载了“吾乡事实”，尽量避免与《盛京通志》重复。《辽载前集》共分两集，前集仿方志，卷首为总论、图考，此后分别为建置沿革、形胜疆域、山川城池、驿站舟舰、户口田赋、学校、人物等共21卷，后集为编年体，今已失佚。今南京图书馆藏有康熙年间钞本两册，但是“林本裕采用明代地名‘辽’作为书名, 是不承认清朝行政区划的合法性,因此只能将该书列为‘存目’”。总的来说，《辽载前集》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其被列入《四库全书存目》便是最好的证明，以后的很多著作曾引用其内容，如厉鹗于乾隆八年(1743年)完成的《辽史拾遗》。
3.《吉林外纪》:吉林地区最早的志书
《吉林外纪》由时任吉林将军衙门堂主事萨英额纂修，成于道光七年(1827年)，其在序言中阐述了纂修《吉林外纪》的原因:“天下府、州、县莫不有志，盛京有通志，黑龙江有志又有纪。吉林为我朝发祥根本之地，并无记载，岂非阙典?”于是，萨英额便于“退食之暇，搜罗采访，集腋成裘”。《吉林外纪》计一函二册，共十卷。卷一为御制诗歌;卷二为疆域形胜、山川、城池;卷三为满洲、蒙古、汉军、建置沿革、驿站、船舰、桥梁;卷四为职官兵额;卷五为俸饷仓储事宜;卷六为学校、学额、儒林、文艺、祠祀;卷七为田赋、公署、物产、人物;卷八为时令、风俗、贞节、杂记;卷九为古迹;卷十为双城堡、伯都纳屯田。《吉林外纪》考订详实，条目清楚，将御制诗歌置于卷首，凸显皇权，体例编排为以后吉林地方志的编纂提供了范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4.《吉林通志》:吉林地区第一部官修通志
《吉林通志》由时任吉林将军长顺与讷钦修，李桂林、顾云纂。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廷《会典》馆、国史馆向全国征集志书，由于吉林省此前未有通志，因此长顺上奏称，“三百年来，省志未立，无以恢弘神谟，润色鸿业，是亦守土之臣之责也”，请求开馆修志。
《吉林通志》共计6函49册，约140余万字，编纂体例依照《盛京通志》。共122卷，分别为圣训志、天章志、大事志、沿革志、舆地志、食货志、经制志、学校志、武备志、职官志、人物志、金石志和志余。
《吉林通志》始修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成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刻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是吉林地区第一部大型官修地方通志。这部通志在参考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纂修而成，体例完备，内容翔实，甚至记载了《盛京通志》所没有的门类，如“大事志”“经制志”，其“人物”“沿革”等条目的记载内容也比《盛京通志》更为翔实。突出记载了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在该地区的活动情况，以及东北边疆与外国的关系。《吉林通志》在内容和规模上，远超萨英额所修的《吉林外纪》。
总之，《吉林通志》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条目齐备，记载了吉林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研究当时吉林地区的风土民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鉴于日俄对东北边疆的觊觎，该书在《武备志》中专门记述了沙俄的侵略行径，以及一些爱国将领同侵略者的斗争。
5.《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记载打牲乌拉历史的宝贵资料
《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是由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主持，全明、云生纂。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负责管理东北“龙兴之地”打牲部落行政事务，专门办理清朝皇室、宫廷特需的东北地区特产物品。
《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是为光绪十七年备修《吉林通志》而编纂的呈送本，全面记载了打牲乌拉城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根据《清会典》咨册的要求，共分37目，分别为圣制、纶音、天章、坛庙、建制、沿革、疆域、形胜、山川、城池、关邮、津梁、船舰、户口、田赋、职官、学校等。
《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记载内容丰富，体例完备。从其现存版本来看，辽宁图书馆藏有光绪十七年钞本，非常珍贵，为我们研究打牲乌拉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政治经济情况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来源：长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