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长春历任官员中，李金镛是最有名气的一位。他在长春任职近3年，清剿盗匪，改善民生，发展教育，给长春带来了巨大变化。由于李金镛一生鞠躬尽瘁、政绩卓著，在他去世后，朝廷按照“军营积劳病故例”予以赐恤，光绪帝亲自为他撰写祭文。此外，官修的《清史稿》也专门为其立传，在清代长春的所有主官中，他是唯一获此殊荣者。
壹 出身平民 弃商从政
李金镛，字秋亭，号翼卿，江苏无锡人，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八月初四日，终年55岁。据说其远祖是北宋末年抗金名臣李纲，但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李金镛长大后，协助父亲经商，曾在无锡城开设同丰参药店。据记载，李金镛很同情平民百姓，曾叮嘱账房，如果顾客付不起钱，也要先出药救人。最终仍付不起药钱的，也不会强行追讨。如此一来，同丰参药店声名远播。在李金镛的经营下，同丰参药店不断发展壮大，还曾在常州开设西丰裕药店、东来裕药店两处分号。后来，李金镛赴上海经商，与人合资在城隍庙附近开设了李家客栈，还与江浙巨商交往，结识了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并深得其赏识。
富裕起来的李金镛，经常将经商所得用于救灾及家乡公益事业。他曾出钱在家乡建“保婴堂”“清节堂”等，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和老人，还与父亲倡议集资整修杨家圩、界溪圩堤岸。咸丰十年(1860年)，他带头出资在镇江、丹阳等地设粥厂，救济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为家乡父老办理慈善赈济，经手的善款“涓滴无私”，广受赞誉。
25岁时，李金镛开始走向仕途，但并不是以科举的方式实现的。少年时代，他只在私墪中读过书，并没有考取秀才。咸丰十年，他花钱捐了监生，还捐纳同知衔。这一年，他在李鹤章的介绍下投身淮军，李鸿章很器重他，还为他奏请赏戴花翎。第二年，李金镛因捐输军饷而取得同知衔，从此成为清朝的官员。
此后，他跟随李鸿章和左宗棠的部队，筹办军粮。光绪二年(1876年)和光绪五年(1879年)，江苏徐淮一带及直隶、河南先后发生旱灾，李金镛筹集巨资，亲往灾区助赈，深受灾民爱戴，直隶景州的灾民甚至为他建造了“李公生祠”，可见他在民间的影响力。光绪五年，他又加捐知府衔，出色地完成了赈济灾民、修理永定河堤等各项任务。
光绪六年(1880年)，吉林将军铭安改革官制，奏请朝廷派一批能力强的官员来吉林，李鸿章就向朝廷推荐了李金镛。这年十二月，李金镛来到吉林。还有一些史料记载，铭安奏请调派内地官员时，多数人“以吉林穷边地瘠，又苦寒，无肯往，而金镛请行”。官员由于吉林条件不好而不愿前来任职，这在清代是极为常见的，而李金镛自愿赴任，说明他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否则凭借他的才能及与李鸿章的关系，在内地省份谋一个好差使是很容易的。
根据当时的政策，李金镛到任后，需要先在杂职上试用一年。他先是从事清讼审盗等工作，不久后被派到珲春办理屯垦事务，此后又奉命查勘图们江边界。他多次同俄国强力交涉，仅一年，便“招携怀远，弹盗辟荒，治行闻中外”。一年试用期下来，铭安对李金镛很是满意。光绪八年(1882年)，吉林厅升为府治，李金镛成为第一任知府。由于没有“赴部引见”的经历，他只是“署理”，并未“补授”。但这并不影响李金镛的工作热情，在吉林府任职的短短9个月里，他整顿钱法，改革税收，开渠引水，排涝抗旱，做了大量工作。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在一片颂声中，他又被刚到任不久的吉林将军希元派往长春，署理长春厅抚民通判。
贰 任职长春 有守有为
光绪八年，长春厅主官从理事通判改为抚民通判，但是此后的一年中，一共换过4任抚民通判，均未给长春带来根本性改变。后来的吉林将军长顺曾对此有过总结，他说长春原本民风淳朴，容易治理，但从咸丰年间开始，马贼肆扰，恶棍横行，流民增加，案件增多，而地方官为图一时之安，隐忍苟且，致使官民对立加剧。吉林将军铭安的继任者希元也说长春“号称难治”，很多官员无法在此开展工作，所以特意将李金镛派往长春，让他对长春“随事整饬”。由于李金镛是候补知府，为从四品，而长春厅抚民通判为五品，属于“高职低配”，所以只能用“署理”的方式任职。“署理”的期限一般为一年，但李金镛却在长春“署理”了近3年时间，希元大概是想给他充足的时间解决长春的问题，把这里治理得更好。
李金镛初到长春时，这里“盗风正炽，劫案山积”。“巨寇”苗青山是盘踞长春的最大的黑恶势力，他“方盛党羽，交结官役”，欺压良善，势力极大。因为有官员作为保护伞，他甚至“白昼横行，莫能掩捕”。李金镛到任后，立即“密遣死士”，将其诱捕归案。苗青山的党羽密谋劫狱，可是还没等这些人动手，李金镛就抢先一步将其斩首示众。随后，他又迫使另一个势力较大的盗匪高福率部投降。一时间，“群盗披靡，相诫勿犯李公境”。从此，长春厅范围内“素炽盗风”全部平息，百姓安居乐业。在清剿盗匪、打击犯罪方面，李金镛可谓战绩卓著，抓获苗青山等出名的大盗15人，剿灭小股盗匪不计其数。正是因为此项功劳，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李金镛被希元擢升为道员。
在清代，讼断能力和水平是衡量官员优秀与否的第一标准。除了打击黑恶势力，李金镛还“长于折狱”，到任才5个月，便清查陈年积案600余起，“夙昔积案，多所平反”。
李金镛还将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在职时，蒙古王公提出丈量西夹荒，而这里的农民早在咸丰七年(1858年)就与蒙古王公达成协议，一次性交租，永不勘仗，并在长春财神庙立石碑作为凭证。可是蒙古王公后悔了，三番五次找到理藩院要求重新勘仗收租。理藩院给吉林将军希元发来咨文，李金镛便拿着财神庙的石碑拓片找到希元。《吉林通志》对此的记载简短而精彩:“金镛挟碑文谒将军，为民请命，曰:‘诚知清丈则公与某各有所得，然如民何?’将军闻之愕然，奏罢其事。”可见，为了维护百姓的正当利益，李金镛甚至敢于犯上，有胆有识，不卑不亢。
李金镛平时从不摆架子，不以父母官自居，下乡时“轻骑简从”，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和百姓谈“孝悌力田等事”，“絮絮温语”，如“家人父子”，气氛和谐。
在改善民生方面，李金镛“创书院义塾，建同善堂，养济院，牛痘、掩埋、施棺诸局，以养以教”。同善堂后来虽然停办，但在宣统年间其组织架构仍存，并有一笔发商生息的巨款。后来，长春知府何厚琦以这笔钱为基础，开办了长春工艺教养所。
叁 兴建书院 发展文教
在李金镛的所有措施中，最让后人念念不忘的是他兴建养正书院，开启长春文教事业的先河。
在我国古代，一个地区的文教兴盛程度，代表着该地的发达程度。李金镛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向吉林将军希元奏请兴建书院，希元对他的这一想法表示赞扬和支持。
为了兴建书院，李金镛自捐俸银一千两，还号召地方士绅集资办学，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短短3个月便集资9万多吊钱。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长春老城北城后堡一块面积为“一垧四亩三分七厘五毫”的土地被买下。当年八月，养正书院在此建成，名称来源于《易经》的有关内容。对此，李金镛解释说:“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迨至下学渐臻上达，是养正之意”。
在书院选择奉祀哪位先贤大儒，也就是选择何种儒学流派时，李金镛原本主张“奉朱陆为栗主”，计划聘请名儒向长春学子传授宋代儒学家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使“萤案鸡窗之士，识鹅湖鹿洞之规”。吉林将军希元则认为，书院中应“或祀五子，或专祀朱子”，因为“陆王之学，高明者自知讲注，断不宜于学之始先歧趋”，“若重道统，即有宋一代，亦不当止祀朱陆二儒，所拟尚未妥协”。希元让当时的吉林分巡道顾肇基对此多加指导，顾肇基也不同意同时讲授朱陆二人的思想主张，因为后世儒学分别拥护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甚至“各挟一家，互相攻讦，而朱陆异同之辨，竟成聚讼”。他认为，养正书院要“以制义课士”，那么“四子书注以朱子为集大成，自当专祀朱子”。这实际上是顾肇基依照希元的意思，为养正书院选择了儒学流派。因此，长春养正书院只祭祀朱熹。
为使学子们受到更优质的教育，李金镛从北平樊城聘请名儒担任山长，规定书院的山长和主讲可以不拘科第，只要“学识闳通”即可。他亲自主持本郡童子试，选拔入院读书的童生，民国初年曾出任黑龙江都督兼民政长的宋小濂就是其中之一。为维持书院和养济院等慈善机构的开支，李金镛采用劝捐的方式，募集数万吊钱，发商生息。
对于书院的布局，《长春县志》有明确记载，包括前讲堂、后正屋、东西住屋、东西号舍、大门等，共51间。这些建筑并非全部服务于书院，李金镛“念及此间并无校士文场”，就在书院的前半部分，“二门内仿试院式，起龙门一座”。这座龙门，就是长春厅试的考棚，其主体部分就是前面提到的“东西号舍”，共18间，平时是号舍，科举童子试时“兼为校士之地”。有人认为，长春是从此时起才设有考棚的，这是一种误解。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 ，长春、伯都讷两厅建文庙，设儒学。这年七月二十日，吉林将军奏请将原来设在省城吉林的岁考，改由吉林、长春、伯都讷三厅各自“考试录取”，得到了朝廷的同意。一般设立专学之后，都要建立考棚，长春的考棚应设立于光绪元年(1875年)。这一年，吉林将军上奏折，提出在长春和伯都讷建考棚。起初，每次厅考的考棚都是临时搭建的，而厅考是在冬天，简陋的考棚无法遮风挡雪。对此，李金镛曾在公文中说:“每届考试，结蓬为屋，既患风雨相欺，又虑关防未密。”而李金镛所说的“此间并无校士文场”，指的是没有固定建筑，而不是此前未设考棚。考棚建筑和书院一同完工，建成后“气象规模尚觉宏敞”。从此，考生们再也不用在冰天雪地中完成自己的试卷了。
为表彰书院的建设者，李金镛还上奏希元，请求对捐银千两以上的邵占元、王国桢、高玉等人进行奖叙，如加捐监生，或加捐职衔等。李金镛还特别提到，长春士绅刘维邦、张献庭二人在建造书院过程中，督工筹垫，付出巨大。而且书院落成后，一切应办事宜也由二人“妥为部署”，时间达两年之久，十分辛苦，所以“刘维邦请奖翰林院待诏职衔，张献庭请奖翰林院孔目职衔”，以示激励。但吏部只同意对捐钱的人加捐虚职衔，不能加捐监生。对于协助出力的刘、张二人，吏部的答复为，必须看二人捐出多少钱，否则“无凭核办”。也就是说，在吏部看来，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只看出钱数量，不看出力多少，这让李金镛感到十分遗憾。
兴建养正书院是长春文化发展的“奠基之举”，从此长春文风日盛。对此，李金镛功不可没。
除兴建书院外，李金镛对于长春厅厅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金镛亲自主持厅考，有304人参加考试，为历年之最，可见当时长春文化教育事业日趋繁荣。当年，李金镛为学子们所出的正场试题分别为:
首题:而成教于国孝者。
次题:其尊德乐道者，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诗题:赋得“学然后知不足(得知字五方六韵)”。
恭默:“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至“皆为异端屏绝”。
根据史料记载，李金镛在长春任职近3年，在清盗安民、发展文教、改善民生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使得“民风丕变”。一时间，长春百姓颂声载道。强盗们都把抢到的东西送回去，说“毋怒公”;无理上访的告状者也互相告诫，说“毋欺公”;街头唱曲的人唱的是《李公德政歌》;书馆里的说书人讲的是《李公龙图案》;社会各界都称他为“循吏”，或者叫他“李青天”。在长春，李金镛收获了百姓的十足口碑。当然，李金镛在长春成就的一番事业，离不开幕友的支持。在筹建书院过程中，吉林将军希元曾在公文中要求李金镛不要“假丁胥幕友之手”，因为希元对小吏、幕友这两类人非常不喜欢，他认为吏治不正，与这两类人有直接关系。但是，李金镛的幕友秋桐豫，却是个能力很强的人才。秋桐豫，绍兴人，清末著名女革命家秋瑾的叔叔。秋桐豫的职衔为“分省补用州同”，但没有担任过实职。他“清操介性，循谨讷言”，而且善于“办理刑名”，文笔绝佳，被视为“通才”，非常适合做秘书工作。李金镛慧眼识人，到长春任职后，将其“延聘出关，佐治三年，贤声卓著”。可以说，李金镛将长春治理得井井有条，秋桐豫有一定的功劳。
光绪十二年五月，希元奏准李金镛“补知府，即以道员用，并进京引见”。这年八月，李金镛离任。他离开长春那天，“士辍经，农辍耒，工商辍市，作攀辕数万人，远送数百里”。
肆 政绩卓著 青史留名
离开长春后，李金镛奉命查勘黑龙江精奇里河南岸四十八旗屯地界，据约与俄方力争，收回了170余里被占土地。回到吉林后，他又开始办理屯垦事务。
光绪十三年(1887年)，署黑龙江将军恭镗奏请开办漠河金矿，光绪帝要求李鸿章选派“干员”进行勘办，而李金镛由于熟悉矿务被选中。朝廷下旨，要求吉林将军希元转饬李金镛“赴黑龙江会办”。希元当然不希望失去如此优秀的下属，请求让李金镛留任，继续督办吉林屯垦，还建议由湖南候补知府周冕接办此事。结果，朝廷以“事关紧要”为由拒绝了希元的请求，让他另选官员办理吉林屯垦事宜。
李金镛到漠河后，营造屋宇，招募流民，训练勇丁，创立矿警，开采黄金，可谓鞠躬尽瘁，不辞劳苦，最终积劳成疾，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八月在漠河与世长辞。
作为四品道员，李金镛去世后哀荣备至。经李鸿章上奏，朝廷按照“军营积劳病故例”予以赐恤，同时将他的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追赠其为内阁学士，并“荫一子，入监读书”。李金镛的这个儿子，便是后来曾任农安县知县和吉林西南路分巡兵备道道员的李澍恩。除此之外，光绪帝还亲自为李金镛撰写祭文，称赞他“鞠躬尽瘁”“性行纯良”“才能称职”“名垂信史”。在官修的《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均载有李金镛的传记。清代在长春任职的所有主官中，他是唯一在《清史稿》中留传之人。
李金镛去世后，无锡原籍因其“绝域勤事”，为其建祠，并根据直隶总督裕禄奏请，锡专祠“列入祀典”。后来直隶总督王文韶上奏，因其“创办金厂，有裨边防”，在黑龙江漠河为其建立专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经吉林将军长顺奏请，因其“遗爱在民”，在长春为其建立专祠。三地为李金镛奏建祠堂的原因各不相同，体现了他在各地的主要政绩和施政特点。
近年来，漠河、无锡两地相继复建或修复了李金镛祠堂、故居，在挖掘和整理地方历史文化的同时，缅怀这位官位虽不显赫，却深受百姓爱戴的历史人物。
[作者杨洪友为长春市社科联(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
来源:长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