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是满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多彩的民族文明浸染杂糅于白山黑水之间。近现代以来，吉林省的少数民族作家笔耕不息，创作了诸多的名品佳作。作为一名满族的小说写作者，在注视他们的华丽身影、回顾评价自己的创作道路时，少数民族的身份注定让我有一层相对独特的思考，那就是——在成为一个作家的同时，是否体现了你的民族特质与个性;在创作过程中，是否为本民族的文化创造或保持了某种独立的空间。
我个人的这种思考是渐进的，最初来自于年少时的一种困惑。这种困惑可能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都曾隐约地感受到，它朴素又普遍存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与庞大的汉族族群共生共存，那么，你是在何时何地开始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了一种真正的认知。
我有八成半的满族血统，我的奶奶和妈妈都姓瓜尔佳，在现今的满族人中我的血统应该是相对纯净了。但我与大多满族人一样，并不是生活成长在满族聚居区，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感受的文化氛围，准确讲与我周围的汉族同学是没有差异的。班级里也总是会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同学，回族同学要去回民食堂就餐;朝鲜族同学，很明显有一个自己的小群体，他们可以用朝鲜语交流可以在一起吟唱很动听的朝鲜族歌曲。总之，我的朝鲜族、回族同学们多少还有一些区别于大家的独特符号。而我，既没有听过满语更看不懂满族的文字，在自己身上也找不到任何民族的、独有的、不同于众人的蛛丝马迹。
上了大学，书读得杂了，思考多了一点，我才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所感知，比如:有一天知道了，老舍是地地道道的满族人，我们满族人写小说也是很厉害呀;还有一天突然明白了，旗袍、火锅是我们满族人的专利，上海人、四川人那都是我们的徒弟，我们也曾引领过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的潮流。但这种零星的、火花式的感受还是远远达不到那种所谓“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的地步。很长一段时期里，在学校、家庭、单位，在现实生活的各种角色的转换中，作为一个满族人，我的确缺少那么一点“民族自觉”——对自己是满族人的这个事实，没有自豪感也无自卑感，而是一种相对冷漠的无感状态。
即使后来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在开始的几年，我也同样没有意识到自己还应该有另一重独特的身份，那就是:你不仅是作家，更是一个满族作家，如果你认同自己的作家身份，那么你身上便天然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使命。人到中年，是两种因素促使我有所觉悟，一是近年来接触了一些满族文化的发掘者、保护者，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满族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民族史孕育出的一种很有韧性的文化传统;第二个原因是来自我的女儿，她很小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急于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纠缠着我上溯几代去探究自己的血统。很惭愧，是满族文化学者和我女儿的提示，才使我意识到了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某种责任。
这种“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迟钝，的确与一些历史的客观的原因有关。历史上渤海文化、金源文化和清代文化这三次满汉文明的大融合，不可避免的使相对成熟发达的汉族文化处于一个主导地位，满族文化在融合之初就面临弱化、走向边缘的困境，民族传统书写的遗失在满清时期就已经显露端倪:纳兰性德的诗词、文康的《儿女英雄传》都是用汉语书写的。到了现代，满族作家更是基本丧失了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能力。
母语是哺育者的语言，母语的书写表达，天然凝结着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密码和精神本质，母语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解读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它还像一支火种，可以照亮一个作家的灵魂，可以点燃作家内心的激情。但现实是满族作家身体里依旧流淌着祖先的血，可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迅速失去了母语的庇护，这无疑将这个作家群体置身于了囧境之中。在不可撼动的汉语语境包围中，满族作家的民族特质是很难脱颖而出显现出来的。那么肩负着本民族文化传承使命的作家们，如何才能克服先天的局限与不足，在文学创作中最大限度地彰显自己的民族特质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完全没有答案，只有一点个人的思考。
首先，在文本当中，适当使用满语符号。波兰的米沃什始终坚持以小语种母语写作，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正是对母语的尊重珍视给了米沃什灵感和语言特质。但对满族作家来说，使用满语写作是个万难操作的事情。有许多满族作家只好在作品中使用一些“汉字记音式满语”，比如“额娘”“阿玛”“萨其玛”“布库”，有许多这种单词用汉字记音。我上大学时读过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她非常乐于使用“汉字记音”，让满语很自然地流淌在她的作品之中，这种方式使她的母语获得了一种象征意义的重生。方式虽然有些无奈，但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母语的自觉回归，更是对作家民族个性的完美宣示，意义不凡。试想，若干年后，《蓝旗兵巴图鲁》中镶嵌的这些文字符号被后世诵读，作家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使命不就达成了吗?
其次，借鉴学习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经验。因为历史的原因，满清王朝在中原政权的沦陷包括满洲国小朝廷在东北的覆灭，近现代满族民族地位的巨大落差，都使得满族文化受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冲击与磨难，满族文化其实仍然处于阵痛失落之后的修复期，事实它现在很柔弱不堪一击，处于高危状态。这种濒危期的文化和文学，借鉴学习一下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文学也许是个好思路。在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学中，我觉得回族文学与满族写作的现状可能更接近，更有借鉴价值。
在中国，回族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回族文学自元朝前后发轫历千年而弥新，它是一种天然以汉语为母语的文学。与满族文学一样面对强势的汉语语境，回族文学也一直在边缘游走，但始终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建国后特别在新时期涌现出一批杰出作家，像张承志、霍达、石舒清，等等，他们的杰出绝不仅仅体现在他们一般意义的文学成就上，更体现在他们鲜明的民族性上，他们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同样发出了本民族的声音。在民族性这一层面上，与这个作家群体相比，满族作家群的的确确弱了些。满族的文化学者满族的作家在近些年对萨满教的研究和追忆，便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吉林市歌舞团前两年排演的舞剧《梦回乌拉》，在剧院里看到表现萨满的篇章让我很感动很心动，这是一条文化文学的回归之路，萨满这种原始宗教也许会给满族文学注入一种生命力，带来一只强心剂。
第三，研究学习那些关注满族人现状、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家作品。我们满族作家有一个最好的榜样，老舍先生。阅读研究老舍的人都要提到他的京味小说京味文学，但我觉得，老舍更是一个给满族文学续命的人，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是给满族文学续命的作品。这些年，关于满清帝王、满清宫廷题材的小说、电视、电影满天飞，但这些东西与满族文学关联并不大，它们更像是对逝去帝国的回忆，对宫廷生活宫廷斗争的一种意淫。《茶馆》《正红旗下》里的旗人、现在进行时的剪掉辫子的满族人更应该是满族作家关注的对象。
白驹过隙有沧桑，建国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吉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满族作家如果能够继承一点老舍的遗产感知一下他的内心，在新时期下，潜心写好吉林故事，写出一批彰显满族现代文化反映满族现代民族精神的作品，那么，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作品的价值就会显现，写出作品的人也许就是满族文学史上的第二个老舍。他是吉林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来源：吉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