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可谓承担了一代人的历史书写，她一直秉持着人民大地，文学无疆的写作信条。评论家张莉说，乔叶的《认罪书》是青年一代认同和情感交流的一部小说，作家应是独特民族精神的记忆者，70后作家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找到他的历史担承，而这部小说做到了。
70后作家没有错过成名的最好年龄，成长是一件特别需要耐心的事。
李金哲:您是70后的代表性作家之一。此前作家夏烈主编过一本反映“70后女作家小说国”的书《袈裟扣》，收录的作品均是反映都市生活的作品，您的作品《失语症》也被收录在内。在您看来，70后女作家建立的“小说国”有什么特点?
乔叶:我认为由夏烈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更为合适。如果一定要我来谈，以我所见，每个小说家都在用文字建立自己的“小说国”，“小说国”属于每个小说家。群体性命名的“小说国”是什么样的，很难想象。如果一定要命名，勉强可算是一个联合国吧。既然是如此情形，那就是各有特点，难以备述。
实际上我一直不能认同把作家们的代际划分得那么清楚，当然这样大众媒体和评论界归类起来可能会省事一些。王安忆老师曾在一个会议上对青年作家说:“……再有二十、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哪个代际的作家，他们所处的共同的时代背景其实不必多说，具体到每个人，都只能用自己的作品来定位自己，这才是最根本的。而每一代作家在写作中面临的困境和障碍也都是无可避免的，所谓的特点也要依靠各自的写作风格来彰显。
李金哲:有人认为70后作家是处于夹缝之中的一代，既没有前辈50、60后那种成名的好时代，又错过了80、90后成名的好年龄，您是怎么看的?您目前算是成功的，在成功的路上您有哪些难以忘怀的经历?
乔叶:对于70后的代际尴尬，每次接受采访都会被媒体问起。我也有我的习惯性回答:所谓70后，不过是大众媒体和评论界对这些人比较方便的称呼而已，我觉得不是什么很有质量的标签。写作说到底是个人的事，也都是拿作品说话的事。至于前辈们的压迫和后辈们的冲击造成的“夹缝”，我觉得似乎也是一个伪问题。作家的成长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也是一件特别需要耐心的事，最大的70后也才不到五十岁，就写作而言，还有充分的时间来接受检验，怎么就成了“错过了”呢?前些时间有媒体问我，是不是会觉得被低估，我说:“从来没有觉得被低估，偶尔觉得被高估。”——不知道其他领域如何，文学这个领域，有一种不言自明。你写得好，就不会被淹没。所以，其实不必为70后着急，70后自己也不用着急。
至于“成功”，这也是一个很可疑的词。把成功这个词来和我扯上关系，我一向觉得很陌生。回首来路，难以忘怀的皆是形形色色的失败，不堪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