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民盛宴》被称为是张怡微“家族试验”系列故事的扛鼎之作（中国吉林网制图）
《细民盛宴》原载于《收获》2015年长篇专号春夏卷，曾入围2016年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是张怡微“家族试验”系列故事的扛鼎之作，也是其中唯一一部长篇。
小说中讲的是少女袁佳乔与继父继母的复杂相处，参与了无数次家族盛宴，每一场“盛宴”都是一次人情冷暖的考验。从爷爷临终前父亲家族的“死亡盛宴”，17岁的袁佳乔第一次见到日后的梅娘(上海话里的“继母”)，到父亲与梅娘的婚礼;从与梅娘家人莫名其妙的团圆，到第一次带未婚夫小茂回母亲和继父家的便饭……每次都是如临大敌的心理负重，日常生活中的计较、客套、虚与委蛇。纵使如此艰难，最终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仍无限哀矜承让，温情似无实有不绝如缕，钩织成一切杂糅世相的底色。
“所谓‘细民’，我就是细民中的一员，而所谓‘盛宴’，不过是我所见过的婚丧嫁娶的团圆、饮食起居的人生要义。对普通人来说，离散总是大型的，团圆却很小，这种反差很能打动我。”张怡微说。
承接海派世情小说传统
通过家庭故事介入社会
记者:你写上海的人情世相，但又不是外界眼中的那个标签化的上海，而是上海的工人新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张怡微:我从出生到现在，住过三个工人新村，我没有住过弄堂、老洋房或者公寓，我现在还住在工人新村里。这就是我最熟悉的生活。我所理解的上海都是工人新村，我只对工人新村的日常生活比较熟悉，只能代表工人新村中成长起来的这些人、这些故事。
至于上海的标签化，其实上海对我来讲也是有距离感的。我到市中心也会不知道往哪里走。尤其很多百货公司的设计，会让人觉得非常迷惘。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高度摩登的上海，此时此刻我也不熟悉，更不要说被艺术化之后的形象。影像化的上海，旗袍、背头、洋房、石库门，讲实话我倒都不是很熟悉，我也是看来的。
记者:有人说，你的写作延续了从张爱玲到王安忆再到金宇澄这一路的海派世情小说的传统，你怎么看?
张怡微:“世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很常见的分类，从明代开始就有了大量的这样的作品，鲁迅称之为“世情书”或者说“人情小说”，也有学者称之为“家庭小说”。主要以《金瓶梅》为代表，以写实的手法通过家庭故事介入社会，总之肯定不是我的发明。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就是写我最熟悉的生活。张爱玲是写租界的上海、孤岛的上海，王安忆是写我并不熟悉的淮海路的上海，金宇澄还住在富民路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在别人看来，都写的是同一个地方，写的东西从一个大的类别上来说又差不多，会做比较。
“家族试验”系列
写没有血缘的一家人
记者:张爱玲是洞悉人性的那些幽微之处的，在这一点上，你跟她似乎挺像。但她下手也狠，有很残酷冷漠的东西在里头，你觉得自己有她的那种狠劲儿吗?
张怡微:她对于钱啊、人的细微之处的观察，我觉得蛮好。《半生缘》里面，写世钧回南京老家过年那段很好，非常有条有理地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其实不容易。我自己是喜欢一些反差，比如乱七八糟的婚礼呀、啼笑皆非的葬礼呀，这确实是我喜欢的东西，但是不是狠?也不见得。
记者:驾驭这样的题材会不会觉得自己还不够老到，毕竟还不到30岁嘛?
张怡微:会啊会啊，一定会。因为要消耗大量人情世故的经验，但是如果我的经验不够的话，就必须靠推理。这些年我一直有个写作计划叫做“家族试验”，这一组小说里，除了《细民盛宴》，其他都是短篇。今年5月份，我要出版的短篇集将是剩余的故事。简而言之，是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失独、无后、离婚、老年再婚等等原因，最终以一家人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几十年下来，各种因缘际会，好像真的成为了家里人。像这种东西你怎么来解释它，生活里面可能真的没有原因，只是因为时间，但小说里得有个原因、交代，这就靠推理嘛，这个推理过程中，肯定有困难。
记者:为什么对这类题材这么感兴趣?
张怡微:作为一个家庭伦理问题的关切者，我觉得至少是存在一种重新安排生活的幻觉，和窃取生活经验的快感支持着阅读和创作的初始动力。我一直很喜欢的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美国作家尤多拉·韦尔蒂，都是这方面的高手。
记者:还会在这个题材领域开掘下去吗?
张怡微:我不确定。这批小说我应该写得差不多了，到5月份我那个小说集出来，“家族试验”的计划就结束了。接下来写什么还没有定。
没落的上海工人新村
越发显出资源的可贵
记者:你在后记中提到“上海工人阶级”这个词，其实现在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评论者都不怎么去提这个词了，他们会说“市民”或者别的什么词，用这些去代替，但你很明确地表示，自己是在写上海的工人阶层，就是工人新村的这群细民，为什么?
张怡微:也是从工人新村来的呀，因为工人新村里面原来住的都是工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它的确是一个模范的、先锋的甚至是展示性的一个居住社区，房屋建构也是仿苏联的，它是人聚集的一个方式。虽然工人新村已经没落了，但是它还在。我为什么写它，就是因为我到现在还住在里面。对“细民”关注，也因为我就是细民中一员。
记者:你说“表现上海工人阶层的文学作品是很少的”，又说“我们的父辈即使费一生辛苦也很难在文学上代表上海”，说明这个群体的不被关注和边缘化，你对这个群体有着怎么样的认知和评价?
张怡微:我肯定是对这些人有一个很深的感情，包括同情。我的朋友、也是青年作家的钱佳楠，她跟我的成长背景几乎是一样的，她做了很多工人的口述历史。实际上，正因为工人对于自己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也很难从他们自己总结的一生当中看到可言说的部分。这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善恶冲突、善善冲突，有无穷尽的遗憾、心酸、无奈，但就是没有“自觉”。
像我父亲是海员，等于是像80年代的出租车司机一样，他是完整地走完了一条下坡路，但我爸爸妈妈觉得自己很骄傲，虽然他们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但是他就会觉得出身工人挺好的，很先锋。每个时代都有流行的职业，我小的时候流行的是个体户，现在完全就是富二代了。
就像你说的，这个词现在的确是不讲了，我写的就是我熟悉的一部分人吧。和我一样经历的上海年轻人还有很多，我们的父母有的是知青、有的是支内，有的曾在上世纪90年代出国淘金，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工人的后代们当然会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自己对父辈的认识，我们有自己的审美、自己见过的一生一世。
“电影里面的上海
我是没见过”
记者:但其实我们反过来想，能在文学上或者社会现实中代表上海的又会是什么人呢?写字楼里的白领、外企的高管、明星或者别的什么城市新贵阶层?好像也不是。
张怡微: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至少电影里面的上海，有些文艺作品里面的上海，我是没见过。
记者:一个奇特的反差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你写上海的细民;但是郭敬明，一个外地来的小镇青年，他的兴趣是写纸醉金迷的“小时代”，这也是蛮有意思的现象。谁更能代表上海呢?你怎么看待他的写作?
张怡微:我不是特别清楚，他可能也是写他熟悉的东西吧，或者他的经验建构起来的一个想象的世界。他有他的一个养成的方式，但他的那个生活我们也不熟悉，我也没见过。
在《细民盛宴》对家庭成员间复杂关系的精准描绘中，人们分明看到了心仪已久的张爱玲的流风遗韵，在新世纪的天空中得以传承，弹奏出一曲曲华彩的乐章。它将一切虚荣气十足的粉彩荡涤干净，留存下来的则是人世间赤裸的真相，复杂含糊的恩怨、暧昧不明的躁动、沦肌浃髓的悲凉，以及缓缓流淌的对未来的憧憬。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