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长篇《告别的年代》时故意炫技，但那是为了训练
澎湃新闻: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在读马华作家作品的时候，似乎不自觉就会期待看到你们去写国族认同、离散这些主题，可是问题是，为什么非得要有这种期待呢?
黎紫书:是的。其实就算是生活上的小故事，马来西亚的华人和中国大陆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经验，哪怕是小题材，也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差异。
澎湃新闻:你在有一个讲座里说自己受苏童、金庸武侠的影响很大，读得很多。张爱玲呢?但你似乎很少读她?
黎紫书:首先，我不像很多其他作者那样，我不是在一个写作圈子里长大的，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我都是乱看书，拿到什么看什么，我当时没有意识挑哪些来读。所以那些所谓的必读的，我可能都没读过。成长后，也会对必读的东西有一种抗拒，我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必读的，我有过这样的反抗期。
我知道张爱玲是祖师奶奶，我自己也有买很多她的书，但都没有打开来看过。后来看了一些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概会想到她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又影响了我去阅读她的欲望。只能说我对那种题材没有很大兴趣。写她的评论我也看过。我相信她必然是很有才华很了不起的作者，但如果我们是我们阅读的东西养成的作者的话，我这样偏离正道的阅读也未尝不可。
澎湃新闻:说到《告别的年代》，从这个长篇处女作中能感受到你的野心。好像对于马华作家来说，要不要写长篇，这本身会变成一个问题，而对中国大陆作家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中国作家动不动就是一个长篇。
黎紫书:其实在写之前，问过自己很多次，为什么要写长篇，有没有必要?包括在台湾的骆以军、黄锦树，香港的董启章，肯定被问过很多次，你什么时候写长篇?这么问你的时候，就变成好像你之前写的短篇都是在为写长篇做准备。但从我内心，我不认为说一个小说是以长短来论输赢。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迷思?因为中国大陆写长篇的风气会影响到我们，变成你要写长篇才能证明自己。马华没有长篇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那儿没有发表的途径。字数超一万，报刊编辑就皱着脸，不给你发表，没有机会出版。
我有更多文化资本，如果要写长篇，出版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当时写长篇真正的原因是想训练一下自己，我想知道写长篇是怎么回事。人生每个阶段，都会有适合他的文类。就像有一段时间，我写很多微型小说，那必然也会有写长篇的时候。《告别的年代》里，我会去刻意想要用多重的不同结构，不一样的节奏、语言去写，会去训练写长篇的感觉。《告别的年代》前面写杜丽安的故事，是平铺直叙的，是用写长篇的人该有的语调、文笔在写，第二个部分，是要抓那个手感，选一个比较熟悉的背景，所以就写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家族。
那是我第一个长篇，我算是一个年轻的长篇小说家，以后必然会诚实起来，写不那么炫技的，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是我在训练的时候，应该去尝试，炫技没关系，我也能猜测到别人会有什么批评，我也并没有想到我是边缘的怎样，我甚至都没想到大陆会出版这本小说。我只想到，作为一个练习的作品，我要尽可能让它发挥练习的作用。
澎湃新闻:有评论说你短篇更好，你自己觉得呢?
黎紫书:短篇更顺手。以我的个性，显然更适合写短篇，因为我急着要看成果。长篇要准备的功夫很多，生活里很多事情也会把你写长篇的过程打断。虽然我现在全职写作，但也不真的能靠长篇为生。要不断要写别的，当评审，写专栏，来支持你去写完一个长篇。长篇的思维会不断被打断，所以我现在的生活状态，都不是特别适合写长篇。
澎湃新闻:读《告别的年代》时，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小说里杜丽安这个人物似乎是不会老的。别人都老了，她还不老，是不是她身上附着了某种永恒的东西?也有一些别的作品里有这种不老的女性形象，比如白先勇的尹雪艳，王安忆的王琦瑶，甚至金庸的小龙女。
黎紫书:当然我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说读者会觉得这个人不老。写她的时候，是要写一个强悍的美丽的女性的形象，时间年龄并没有让她消弱，反而让她更美丽。所以是对女性的美的追求吧。写的时候，我也不觉得她没有老。越写下去，越觉得她年纪越大，反而更厉害，更漂亮了，这是我自己对女性的完美和漂亮的追求，自然体现在写作上。我相信这种美丽的女性在其他作家那里都有体现。但小龙女不一样，她是一个时间以外的人物。而杜丽安是一个入世的人，在世俗里打滚的人，越滚越漂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