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我力求让小说里的人物在现实里活得更好 对谈•名家-关东文脉 曹淑杰 251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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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鄂梅:我力求让小说里的人物在现实里活得更好

2017-10-12 09:33 | 来源: 青年报

  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在作家姚鄂梅身上也有凸显。她偏爱一切简单的东西,她相信简单下面,有着深刻的微妙,也有说不尽的意味深长。姚鄂梅的小说就有着这样的意味深长,她写小人物的梦想,写女性成长中的挣扎,写20世纪80年代追梦的文学青年……每一个身影背后都有着说不尽的故事。写作是什么? 姚鄂梅说,写作是一种实现,她让这些人拥有梦想,同时也让他们接近现实的真相。

  姚鄂梅,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真相》《一面是金,一面是铜》《西门坡》《1958·陈情书》《贴地飞行》;中篇小说集《摘豆记》、儿童文学作品《倾斜的天空》《我是天才》。曾获《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上海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长江文艺》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短篇小说《黑眼睛》《狡猾的父亲》分别入选中国小说学会评定的年度排行榜。作品被译成英、俄、德、日、韩等文字。

   对谈嘉宾 姚鄂梅 

        特约对谈人 周新民

  1、进城务工人员他们不再仅仅追求温饱,他们的自尊心和成功欲早已苏醒,他们在城市面前不再胆怯,有了与城市平起平坐的底气。

  周新民:首先祝贺姚老师又推出了新长篇《贴地飞行》。从小说的命名来看,一边是轻盈的飞行,一边是现实的沉重羁绊,既是底层书写,也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文学母题,即每个人物都想逃离自己的原生状态。这样的书写会不会担心被模式化?

  姚鄂梅:每次动笔写一个作品之前,我都会暗暗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写它? 在自我回答这个问题时,其实会自觉地考虑到模式化的问题,这也正是自己力图避开的所在。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写作的母题就那几个,要想不加入合唱,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而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取决于写作功力,还取决于观察问题的眼力。总之,可供作家腾挪的空间其实非常小。

  我并不觉得《贴地飞行》是十足的底层写作,底层的范围相当宽广,看你怎么划分,比如中层以下的白领,比如未能获得所谓成功的各界人士,我觉得都可以称为底层。我写《贴地飞行》的目的,是想表达自己的发现,我们曾经用怜悯的目光看待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不再仅仅追求温饱,他们的自尊心和成功欲早已苏醒,他们在城市面前不再胆怯,内心深处有了与城市平起平坐的底气。我记得当我向出版社简略介绍《贴地飞行》的主要内容时,我是这样说的:我写了几个小人物,以及他们的痴心妄想。我认为他们是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需要更大的空间,别无选择地跑进城里,城市对他们的态度有点暧昧,但是,正如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一样,他们的人生也是没有退路的,家乡对于他们来说,仅仅只是出生地而已,是专门用来摆脱的。他们还有一般人没有的灵活性,当他们对一个城市不满意,可以毫不犹豫地跑向下一个,一直跑下去。正因为如此,和城市上班族相比,他们的流动性更强,更加不稳定。

  与其说《贴地飞行》是底层书写,不如说它是一部流徙笔记。流动和迁徙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文学的一大主题,除了《贴地飞行》里的他们,还有我们所有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生而为人的主要目的之一好像就是离开、出去,到更大、更发达的地方去,仿佛受到了莫名的召唤,我们在出去的路上无法止歇,这可能是人生的悲剧。但对文学来说,却是极其难得的丰饶季节。

  周新民:我看你的作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主题,其一是对于理想、激情等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的回望。你是否对这个年代有着不一样的记忆?

  姚鄂梅:我出生于1968年底,常被归入6O后,其实我觉得自己既不像60后也不像70后,当然我并不介意自己被如何划分。1987年冬天,我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定期阅读《星星诗刊》《诗刊》等刊物的地方,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刊物会充当一个领路人的角色,将我领向文学爱好者的道路。很多年后,当人们谈到20世纪80年代,闯进我脑子里的第一个词,就是诗歌,以及诗歌背后的诗人行径。抛开那些诗歌的艺术价值不论,也不谈那些人的社会意义,单谈他们对我的影响,我觉得他们就像天边隐隐传来的雷声,让年纪轻轻不谙世事的我常常处于莫名的激动不安的状态,我渴望做一个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人,渴望做一个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人。尽管如此,这段时期里,我仍然只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没想过真正去写。

  周新民:你的小说《穿铠甲的人》是否有你这段生活的影子?

  姚鄂梅:不错,就在我迷恋诗歌的那段日子里,身边的确有些写小说的人,他们当中有写得好的,也就是可以在刊物上顺利发表的,也有写得不好,永远也发不出一篇来的。我曾亲眼目睹过一个执著的文学爱好者,他荒废了自己的主业,对工作事业家庭毫不上心,推迟娶妻,家里一贫如洗,所有的财产和生机都在他的书桌上。他的父母对他早已失望透顶,就连看到儿子的这些朋友,都怆然无语,好像文学这个东西带来了他们家的灭顶之灾。

  《穿铠甲的人》是我离开老家,到南京后所写的,我总是这样,在一个新的居住地,写前一个居住地的人和事。写它的时候,我的确想到了老家的那个朋友,当然,他现在已经活得很好,一点都不像文中的杨青春,文学对他来说就像一架滑梯,让他一路滑向谷底,但他身在其中,居然体会不到跌落,相反,他体会到的可能是飞翔。

  任何一个执著于梦想的人,其实都是穿着铠甲在大地上行走的人,那铠甲既是他自欺欺人的战衣,也是他的武装,从这个角度来说,《穿铠甲的人》不过是把主人公放置在一个文学青年身上而已,毕竟我对这个角色的生活相对熟悉。

  周新民:你在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的寄语中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除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还有更多星星一样铺展在大地上的无名诗人,他们像热爱生命一样,莽撞而纯真地热爱着诗歌,诗歌成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诗歌的光芒中,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看来,20世纪80年代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是一部向它致敬的作品。请谈谈在这部作品中你是如何回应的?

  姚鄂梅:诗歌对我来说,是一个耿耿于怀的梦,有段时间,我以为我会当一名诗人,但最终,诗歌像我的青春期一样挥别了我。后来我这样想,热爱诗歌,可能真的只是我的青春期的一种表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诗歌在我身上发生了神奇的转化,它鼓励我拿起笔来,尝试着写起了小说。

  我至今怀念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几年,偏僻的县城,湿润的青石板街道,几个好友漫无目的绕城环游,偶尔会接待远方来的素不相识的朋友。他们是拿着纸条来的,其实写纸条的人我们也没见过,只是有所耳闻。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新鲜,很多挚爱诗歌的人,正是通过诗歌这个媒介,走遍全国,四海交友的。诗歌对他们而言,如同一个万能的通行证,如同一个只有他们才能辨识的接头暗语。时至2003年,我流转到南京,在写作中我的思绪全无时间和地理的距离,我想起那段日子,心中疼惜那些朋友,他们后来都活得不算如意,甚至有些艰难,滚滚物欲如轰隆前行的列车,将他们辗压得七零八落。之所以会有这种现状,我总觉得那段与诗歌有关的狂欢难辞其咎,虽然他们并无半点怨言。就这样,我动起了写写这些朋友、写写我们那段日子的念头,所以《像天一样高》有一个副标题——“谨以此篇献给八十年代”。

  周新民:《像天一样高》之后,你将目光转移到了对底层社会的关注,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脱离了那段生活?

  姚鄂梅:《像天一样高》对我来说,是一个总结,我把那段时间的生活以及各种情绪,揉合起来打成一个包,封存在那本书里。我永远不可能再写一本《像天一样高》那样的小说,也不可能像书里的人物那样去生活,事实上,当我们开始怀念某种生活时,意味着我们已经彻底告别那种生活。

责任编辑: 曹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