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看似普通的一天，对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青年导演杨虎来说，却是意义非凡的一天。由他执导的电影新作《信仰者》定档全国院线正式公映。笔者也特意在这一天到影院观看了这部国产力作，影片的主题、立意、风格乃至情节设置与细节处理的手法等独具匠心，可以看得出来，导演着意的用情深远和情至所归。为此，在观看影片后的第二天，我对杨虎导演进行了专访。
导演杨虎(左)给演员说戏
刘 澍:这部片子的主角是人们都早已熟知的革命先烈方志敏，其实选材并不新鲜，因为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有过一部长影拍摄的《血沃中华》。前些年，上影还拍摄了《可爱的中国》。从《血沃中华》到《可爱的中国》再到《信仰者》，虽然都是描写方志敏烈士，但我觉得《信仰者》最靠近历史真实的原始起点。
杨 虎:我知道方志敏的故事曾经上过银幕，第一部没有看过，第二部倒是看了。本来不想看，主要是怕影响我的思路，看过之后，反倒更放心了，因为我们的着眼点太不一样了。我这是另外一个本子，距离上影的这部戏又过了若干个年头了。所以说，无论是侧重点的角度，还是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我都有自己的理解。主题确定、方向明确之后，我很自信地要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与镜头画面，来诠释出一位革命先烈终其一生的信仰与奋斗。
说到这部戏具体的人和事，都是发生在监狱里的事儿，但我绝不想平铺直叙地一一展开，而是采用倒叙、插叙和闪回等常用的表现手法，把监狱这条主线与人物相关情节串联起来。
刘 澍:方志敏的情感戏是如何展现的?
杨 虎:我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最难拍的一场戏，因为我要通过一件极小的事情和简明的夫妻间对话，来反映方志敏信仰的初衷。这场戏是在两人即将分别的时候，缪敏无不伤感地同方志敏讲:我们的孩子都隐姓埋名不能跟我们。作为母亲，那种生离死别的情感可想而知。随后，她又强打精神转移话题问方志敏:我们以后的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方志敏走到门口，顿了顿，铿锵有力地回答妻子:未来的国家充满着民主、自由和平等，我们再进公园，“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这种耻辱一去不复返了。当年他在上海看到公园写的这个醒目的牌子高挂在那里，这严重刺激了他的内心。于是，方志敏回到苏区后，自己建了红军公园，公园里面还有游泳池，古树下就是特意按照国际规范标准修缮的跑道，在那个年代，方志敏还举办了数次运动会。他无时无刻不在为心中理想的社会而奋斗。
刘 澍:方志敏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他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他在狱中留下的遗作《可爱的中国》《清贫》和《狱中杂记》里的文辞感人至深。我看到你在片头用的“信仰者”三个大字以及旁边的“方志敏”三个小字，都是采用方志敏本人字体的手迹。
杨 虎:是的，鲁迅先生曾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1923年，方志敏写的一篇小说被《南方年鉴》收入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年鉴的这一辑只收入了三个人的小说，第一个是叶圣陶，第二个是方志敏，第三个是鲁迅，他们三人同时被一本文学年鉴并列在一起，足以说明他们的写作水平和文采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后来方志敏在就义之前托人把自己的文稿带出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信任的鲁迅先生。为什么?他们曾经都有文学作品被收入，虽从未谋面，但互相之间也都知道，再加上鲁迅当时在民国的地位，方志敏想到可以借助他的能力，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真实的思想意念传播出去。经过千难万险，鲁迅先生终于得到了方志敏的文稿，但鉴于当时的政权统治，最先传播的地区还不是在我们国内，而是在法国的报纸上刊登出了这篇《可爱的中国》，刊登时间是在鲁迅先生逝世之后的1938年，中国全民族抗战已经开始了，此时距方志敏就义已经3年了。1935年8月6日，他长眠于天地之间，这位不屈的信仰者一共在监狱里待了180天。
《信仰者》剧照
刘 澍:您为这部影片做了哪些筹备工作?
杨 虎:筹备期间，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还特意在台北档案馆找到了相关的历史记载，从多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方志敏的档案是机密，他被蒋介石下令秘密处死，在当时并没有公布于众。因为从内心深处来讲，蒋介石还是很佩服方志敏的。有一次，蒋介石北伐的时候路过江西，在街上看到方志敏在演讲，他还凑过去听了几句。后来在北伐胜利的酒会上，他还主动跟方志敏碰过杯。再后来，他亲自到狱中去见方志敏。这是两个人不同时期仅有的为数不多的面对面相遇，但我都没有放在戏里，即便是后者所谓的劝降，也是采用了暗场的虚化处理。我认为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近代题材，都要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理念，通过以点带面的情节设置与细节处理，使人物更加丰满立体。
刘 澍:对于该片总体的基调和布局，能看出您有独到的见解和拍摄上的良苦用心。
杨 虎:我有我的价值观，也有我的理想之所在，这些在有形或无形之间，都会融会贯通于电影中的每一处细节，哪怕是极其不起眼的角落。该片有一个特点——场面虽不宏大，但人物刻画还是很丰满的。因为我比较重视人物的塑造，我认为片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只是个符号，他的出现是有用意的，我要让观众记住他。当然，为了要让观众记住他，就需要些矛盾与故事冲突来巧妙铺垫。比如说起影片中红十团师长胡天桃烈士，观众马上就能想起他牺牲时的那个效果，还有他随身携带的要饭的破碗。影片中先后出现剧中人三次英勇就义的场景，但每一次都截然不同:胡天桃正面迎着射击的枪弹，笑对死亡;刘畴西等三人在刑场上相互之间深情的敬礼，表明作为军人面临生死时突显出的万丈豪情;而最终结尾处方志敏踩着雨后湿润的草地，他的背影从容镇定，依旧缓步行进，始终没有出现方志敏慷慨赴死的面部特写，突出表现了方志敏一如既往，至死永不动摇、坚定信仰的高尚品格。
刘 澍:我看到片尾演职员表的表现很特别，伴随着左侧字幕中演职员表的徐徐滚动，影片特意把与片子相关联烈士真实的历史照片放大在观众的眼前，我们以往看到过方志敏在狱中和南昌街头示众的照片，那种从容与淡定的神情，难以忘怀，如今从大银幕上再次凝视，心中会更加加深对烈士的无限敬仰之感。由于找不到师长胡天桃的照片，观众深感遗憾，又不禁使人想起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有多少革命先烈、无名英雄前赴后继。
杨 虎:你说的片尾只是其中一处用心设计，在这部戏里你会不断发现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例如片头我没有采用以往耀眼的红色，而是使用翻滚着的水稻的新苗叠印出“信仰者”三个字。
《信仰者》剧照
刘 澍:我看到这里，也不禁感到你用这样的画面映衬片名的出现，是寓意革命在初生阶段时的蓬勃气势。茁壮的新苗和翻滚的水稻，不正是革命斗争兴起之时的星火燎原吗?随风摇曳的那种感觉就是寓意革命的火种在风雨缥缈的动荡年代里的撒播。
杨 虎:我们这个故事展现的是在革命初期最艰难的时候，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后刚刚组建的红军队伍，遭到了全线重创。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重重包围之下，没有突出包围圈而全军覆没，这是影片主线着重要表现的意图。我记得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文章说，方志敏身受重伤被俘的时候，国民党士兵发现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官，所以格外仔细地搜身，可令人失望的是，他们把方志敏上上下下都搜遍了，也没有搜到一个铜板或者像样的、值钱的东西，这个情节的描写表明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情怀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本来这一情节很有画面感，但最终我还是舍弃了没有用这一段。我觉得作为导演不应循规蹈矩地用一些大家普遍熟知的故事，这样往往会造成一种无形的束缚和人为的限制。这件事虽未拍摄，但丝毫不会削减方志敏的伟岸形象，而且还会让观众有一种思路扩展的联想。
刘 澍:鉴于一部电影长度有限，在这部影片中应该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展现。您有何遗憾?
杨 虎:除了影片中提到的若干篇大家耳熟能详的方志敏文稿外，其实还有几篇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叶剑英元帅在重庆的旧货市场上无意中发现得到的，他看完后感动流泪，拿给周恩来总理看，总理也是泪流满面。方志敏烈士身上具有纯粹的共产党人的代表性。但这一真实的感人故事因篇幅所限，只能忍痛割爱了。 当年，方志敏在狱中的180天写下了很多文章，现在留存的不单单是《可爱的中国》《清贫》和《狱中杂记》这三篇，还有《致我亲爱的同志们》等。《可爱的中国》作为方志敏的代表作，最能够突显他对“信仰”的深刻理解，我们就以此作为了代表性的高度概括。
做一个片子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说到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刘畴西、王如痴等三人就义的时候，枪声一响，我就期待着最好有一只白鹭从那个树上飞起来，没有想到的是，枪声一响，那里的白鹭果然受到惊吓腾空飞跃。借着这个事情我还想重点强调，留白在电影中是非常重要的，导演要调动观众的想象力，就要让观众相信并沉醉于你所营造的氛围里。
刘 澍:完成这部表现方志敏的电影《信仰者》后，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
杨 虎:我还想拍大陆解放时潜伏到台湾的那一批中共地下党员深入虎穴、出生入死的鲜为人知的事迹，还有红岩烈士中陈然与《挺进报》的故事。我想，正是有了他们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仰，才能有我们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壮美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