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其实没有大人 只有长皱了的小孩 对话名家-文化 曹淑杰 2921008
有思想 / 有温度 / 有品质
世界上其实没有大人 只有长皱了的小孩 对话名家-文化 曹淑杰 2921008
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文化 > 对话名家

世界上其实没有大人 只有长皱了的小孩

2019-07-17 15:51 | 来源: 北京青年报

  主题:长皱了的理想国主义者——严明新书北京分享会

  时间:2019年6月30日14点

  地点:佳作书局798店

  嘉宾:严 明 自由摄影师

  忻钰坤 电影导演、编剧

  陈晓卿 纪录片人

  主持:杨芷茜 艺文活动策划者

  主办:佳作书局、理想国

  他的文字里有我们的生长地

  主持人: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严明老师的新书,书名叫《长皱了的小孩》。严老师先帮我们破个题,为什么考虑用这六个字?这六个字好像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了。

  严明:这个书名是我2017年秋天在一次演讲的时候,讲到结尾处说的一句话。我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其实没有大人,只有长皱了的小孩。”当时这句话就是自我解嘲、自我壮胆,没想到却安慰了一众大人——大家好像只是长大了、长老了、长皱了,这成了一个托词。

  我这本书距离前一本,有四年的时间。在这本书写到结尾的时候,这句话又浮现了出来,我就把它写在结尾上。最后觉得这六个字可以拿出来当书名。这是一个概念、一个输出。

  当年演讲之后,网上的反响和转述比较多,大家挺乐意说这句话的。这回这本书选在“六一”发布,网上又掀起了一个热潮,大家都愿意说“我只不过是一个长皱了的小孩”。

  主持人:请问一下忻导,今天怎么有机会前来?您之前看过严老师的作品吗?对严老师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

  忻钰坤:应该是在前年尤伦斯的一场放映后,我第一次见严明。相识之后就看到了他的摄影集《大国志》,觉得很不一样。他的照片给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的我很多思考。

  让我好奇的是,同时寄来的还有两本文字书,是摄影随笔。再接着看,其实不光是随笔,而且有非常多严明在图片创作及游历背后对世界的思考。他的思考不像是我们通常所见的、某一个方面的专家或学者做的特别“掉书袋”的调研,而是一个正常人对影像的思考,我觉得很珍贵。所以我就一直看,不断发现很多金句。后来这些金句会成为我们在创作的时候特别谈论的东西,它总结了很多我们看到的、想到的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从这样的视角做一个总结。其实不光是我,我身边很多年轻导演都会看严明的书、图片、摄影集。

  主持人:陈晓卿老师,今天又是怎样的因缘让您来到这里?据我所知,两位的实际接触不那么多。

  陈晓卿:我和严明几乎没有见过,我们俩只是微信、微博的朋友,这次是网友见面。当初我在“理想国”出了本书,我的编辑告诉我:“你有一个同乡叫严明,我很喜欢他,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是个摄影师。”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摄影师里面文字写得最好的,是写文字的人里面拍照片最好的。”他说:“严明和你一样,做本行做得很出色。”这个很让我受用!后来我们就一直在网上互动,虽然生活里没有喝过一次酒。

  读他的文字让我产生特别多的共鸣,他的文字里有我们的生长地。严明只比我小5岁,我们的出生地都是在淮河岸边,说普通话开口音都比较重。他的文字里,有大量能和我相撞的东西,包括他说的民歌、他说的戏曲,甚至一些地名,可能只有淮河两岸的人才会知道这样的地名。很有意思。

  人到中年自然怂

  主持人:我们聊一下这本书吧。这本书跟严明的前两本书相比,开头可能稍微重一点,因为一下子就切入到了跟父辈,尤其是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有爸爸妈妈,这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话题。严明老师这一次为什么会以这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写就你的第三本书?

  严明:简单先讲两句我的前两本书是怎么回事。

  我的第一本书《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名字那么长,事实上当时我只是作为一个摄影师写书,第一次以这个身份站出来。实际上出第一本书之前,《大国志》里那些照片都已经在了,但是摄影师永远都想出作品集,就像一个乐队都已经排练了十几年,也想出一张专辑和CD。第二次终于有机会出摄影集,我说叫《大国志》。第二本书应该是第一本的前传。

  这一本书说实话,想都没想,出书就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了。出这一本的主要原因是这几年的变化——自己家庭的变化、个人的变化,还有就是对行业、对社会的观察视角的变化。这个变化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始料不及。

  我这本新书分了五辑。第一辑从父亲的离开写起。那是一个断裂口,自己所谓的断想、我所谓的瞻前顾后,都是在这个位置上产生的。我知道马上所有的问题都会出现,迷津还是迷津,新问题还会继续来。所以我觉得,必须先写前面这段,这段写完之后再从青春期开始写。

  青春期我之前不写,包括以前做乐队,当时身边都是红男绿女。这些我之前都不谈。熟悉我的朋友知道,前两本书里,对前单位我只字不提,那时候觉得自己似乎憋着一股劲,就是不写。我在报界混了十几年,有多少故事和感受?其实完全是可以提一提的,这次好好地提了提,也承认自己有很多怀念。坐公交车路过南方报业的时候,我也会悄悄回头看,会悄悄想念以前的那些同事。后来我写到“人到中年自然怂”,包括《论唯美》那些文章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亲切,这是这本书意义的一部分。

  主持人:我个人对于《论唯美》这些炮火比较猛烈的文章比较欣赏,因为你是从局内人的角度看待所谓的摄影圈。有的时候在一个圈子里头,要说出这个圈子不见得那么讨人喜欢的一些状况,其实挺不容易的。

  严明:我写这些文章其实很慎重,里面讲的所有,都是基本的道理。我们说主义对、世界观对,接下来就是方法论、技术问题,钱往这上面使,时间往这方面用。后来发现说不通。“理想国”公号上,十个留言里六七个还在抬杠,说你不要这么用艺术来要求大众审美,大众审美在慢慢变好。我觉得基本的方向、共识还是应该有。我前两年写的文字可能太美好了,到第三本书的时候竟然会退一步说话,开始谈是非。我觉得这个本来是不应该的。

  只有小孩才有勇气去喜新厌旧

  主持人:《论唯美》这一篇,简单讲,其中的核心概念是“没有真哪来的善和美”“到底什么是最基本的”“到底创作的本心是什么,要对得起谁”,不知道忻导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忻钰坤:我其实差不多也是同样的创作心态,觉得有时候最核心、重要的其实是告诉大家,你做这个事情之前是否深思熟虑过创作的根源。

  在不少一个领域都有这个问题——大家都盲从一个导向或者一种声音,觉得这是趋势,我们就跟着做。今天我们大部分时间在疯狂接受资讯。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真正引发我们思考的事情太少了。如果你对一些资讯或者所谓八卦不去思考是正常的,如果对于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一个认知,没有一个深思熟虑,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论唯美》到最后就是要告诉那么多的爱好者和创作者,你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作为一个导演,在创作剧本的时候,或者在选择一个题材的时候,往往也是这样,大家都觉得当下某种东西是一种风潮,我们是不是就要顺着去做?但是在背后你要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值得在这个当下去呈现出来的内容。我看过所有严明的书,最大一个感受是可以从这些文字里面梳理思考的方法。

  “长皱了的小孩”其实特别适合严明用来对自己经历做阶段性总结。其实他一直不断在换行业,只有一个小孩才有勇气去喜新厌旧。其实在当下,我们不太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内心的自我了。所以称自己是小孩,是需要勇气和有一个对自己正确的认知的,不是光有纯真的愿景就可以被叫做小孩。

  主持人:严明老师的书里会不断提到一些创作的初衷,或者到底什么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多是苦的,不会太顺遂。这样背景或者这样的经历陈老师也是有非常多的。做《舌尖上的中国》那个时候,应该也是需要挺大勇气的,在那样的环境里是不是也有一些阻碍?

  陈晓卿:确实,我刚才说了,他没到50岁,我已经年过半百了。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多勇气说我换个行业试一试。我很欣赏严明身上特别有诚意、特别坦诚的一面。其实摄影也好,忻导做电影也好,比我们面对的观众都还要少一些,我们要面对的是更基础的观众。有时候你想带着自己的初心做一点什么,可能面临的压力就会更大。

  我们遇到第一次压力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食物多看一点人生,结果被骂得狗血淋头,迅速就收回来。你要捧出真诚,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我特别有体会、特别钦佩严明的地方。

  到我做《风味人间》的时候,实际上也有“小孩”的部分,但我们只保留在开头和结尾,中间都让它“长皱”吧。因为确实大众需要另外一种话语体系,需要被尊重的话语体系。我们只敢说两分钟稍微真挚一点的话,其他更多的,是用大篇幅的内容教大家“这个东西确实好吃,确实好吃”。这也是我特别佩服严明的地方,他有勇气来直面自己不想直面的世界。这个真的挺让人钦佩。

  理想主义是一个好主义

  主持人:现在这个社会谈到理想这件事,好像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你如果跟别人说“我这个人挺理想主义的”,大家会倒退三步,想想你到底在讲什么。这真的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状况。严明老师换过这么多工作,这么勇敢,跟我们说说,面对当下的社会,你觉得我们该如何去谈自己能否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件事呢?

  严明:我坚定地认为,理想主义是一个好主义,应该往那个方向去。方向对了,你为之努力就可以了。

  我们小时候想学乐器,就跟爸妈说“给我2000块钱,我要换把琴”。但是他们就是不干,跟家里没有那么富裕有关系。但是我后来想,有条件之后再实现,或者补你这个梦也是可以的。你觉得这个小孩是摄影大师的苗子,有灵性,我们就买好相机啊。这就是实现理想主义,而不是做一些跟孩子对着干的事。

  主持人:其实会不会在追逐理想的过程当中,时代也会给我们不同的养分或者是局限?

  忻钰坤:精神层面的追求必然是难的,的确追求各种层面的理想都会有一点阻碍。并不是唱衰理想主义,而是我们要去区分理想主义和梦想主义的关系。

  我回到家乡也会和很多朋友一起吃饭,他们说,你真好,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我也有什么样的理想,但那个其实是梦想。“想”就是一个感性的认知,“梦”更是感性的,你永远实现不了。我觉得理想主义最好或者最坏的时代,就是看你内心是不是对这个东西有感受和认知,还是要强调思考和思辨的意义。

  我觉得为什么严明的作品会让我觉得特别真实,有种在场感?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他用了更多的中焦,更接近于人的视角,把被摄对象置于环境中,让观者在那一刻感受到那个环境,仿佛你在现场,你就看到了这一切。那个是很重要的。

  我其实在青年时期也是一个有过摄影梦的人,我们会把罗伯特·卡帕当成是一个精神偶像。“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很多人都把这句话当成是摄影师的座右铭。但是你要想到,他一个战地摄影师,在他的时代,当然要离得够近。他的成名作《士兵之死》,一个士兵在中弹一瞬间的镜头,那个镜头来自于他离得近,尽管是失焦的,仍然带给人震撼。

  陈晓卿:我更倾向忻导说的,理想主义不仅仅是个目标,是一段路程。每一步都能看得见自己,和自己贴近的东西靠近。

  刚才忻导也分享了他阅读严明摄影作品的一些体会,我的感受也是非常深的,他的照片从有摹本到没有摹本,实际上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在以前的照片里面,可能能看到欧洲摄影师气质的东西,后面他的照片就是他自己的照片,甚至在中国摄影师的照片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他独特的气质。

  他不怒不哀,照片里面有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他实际上走的是刚才忻导说的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道路,都在往一个比较完美的地方在走。这个中间每一个脚印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失去才是人生最大的真实”

  主持人:据我所知,严明老师前几年拍摄的积累,照片数量其实挺可观的,下一本有可能又是一本摄影集吗?

  严明:最近这一两年拍摄慢慢增多了。今年秋天我会有一本法文版的书出版,照片比这本增加几十张。您的问题对我是一个压力,今年秋冬创作的季节到来的时候,我要继续去干几票大的!

  忻钰坤:看到书名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要讲一点跟来路和过往有关的东西。但是看到序言一下就觉得心里很沉重。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家里一个非常至亲的亲人去世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这样一种体验。所以我看到严明那一句“失去才是人生最大的真实”的时候,心一下就崩溃了。

  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你突然第一次明白这个人就真的不会再跟你面对面对话了,不会再跟你拥抱了,你再也看不到他了。这时候你才会体会到这种曾经拥有、这种失去带来的很沉重的东西。这个经历可能会是促成你今后成长的节点。

  主持人:三位都是男性,父辈不管给予你们支持或者限制,对于日后你们的创作或者发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严明:我们后来产生的任何职业选择、兴趣爱好这些,其实我们父母是不懂的,完全不知道。你突然喜欢上什么摇滚,他知道摇滚是什么?跑到那么大的报社去,有一份让他们都很光彩的职业,最后你不干了,去照相去了,简直是在他们的晚年给他们新的打击。

  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兴趣爱好都是你喜欢、你自己寻到的,也是你坚持要走的,是社会教育的,也是社会教训的,你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在走。

  所有的去处

  都跟来路有关

  严明:我一直是一个在摄影或者创作上的因果论者。拍照就是拍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你就拍什么样的照片,那真是一一对应。所有的去处都跟来路有关。现在让你到街上打劫你也干不出来,给你头套和武器你也不会去,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我前两本书说摄影是一个因果,我们从小地方来的人,你看到什么会心动、会心软、会舍不得、会在乎,直接主导你去按那个机器。

  陈晓卿:我可以说一段我几乎从没和别人分享过的经历。

  我高考的时候,在一大堆的招生广告里面看到北京广播学院。我大概知道这是出播音员、主持人的地方,我莫名其妙地特别向往。我差点儿再没填其他任何志愿。志愿有五栏,在别人想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后来我父亲坚决不同意,我才又填了华东师范大学,作为第二志愿。

  有一天中午,父亲已经去帮我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去了。我妈妈回来说,要让我到合肥面试,说要给我改专业。妈妈埋怨这个当口我爸爸偏不在家,就感觉没有一个撑天的柱子了。一直唠叨到我们去坐火车的地方,我爸爸在那儿适时地出现。我们坐火车去合肥,到了那儿才知道是全安徽省招不到摄影专业的,因为我的个子和眼睛,我就被从“文艺编辑”专业挑到这个地方。

  告诉我是摄影专业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摄影,我没有照相机。我爸爸拼命地跟招生的老师说:“我和摄影师很熟的,我可以教他摄影,很快他就能学会。”我的一生就被他那大概十分钟的对话完完全全改变了。老师说,还是要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我爸爸说,不用征求孩子的意见。

  对我这辈人来说,父亲的力量就是这么大。他可以决定你5岁必须要学书法,天天打。我现在看到所有书法协会的人,我都觉得那是个打人协会,从小挨的打太多了,特别受不了。我的朋友罗永浩说,他爸爸到老了都不服,还在跟孩子干仗。我爸爸就怂得特别早,我上大学第二天他就几乎不管我了,他觉得使命完成了。

  在中国,这一代人的父亲,他们扮演角色的变化,将来忻导做电影真的可以好好写一写。就像他是天生的双子座,本来一直演那一半,突然变成演硬币的反面,不再那么凶,不再打你,不和你言语冲撞,觉得你做得不对时特别小声地跟你商量,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是让人特别感喟的。

  忻钰坤:听下来我觉得我算最幸运的。因为我是单亲家庭,从小跟我母亲长大。刚才讲到家长的影响,上高中的时候,我想自己要成为一个电影人,不一定做导演、摄影,就想拍电影。我母亲就同意了,让我高中辍学学电影。

  但是我中间其实沉积非常久,从我妈妈心态的角度来讲,我当初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她依然觉得要不再试试,要不再熬一熬。其实我在拍《心迷宫》之前,包括《心迷宫》之后一段时间,都要靠家里的支持才活得下去。

  我问我妈妈,为什么你敢让一个高中没有上完的孩子追寻所谓缥缈的梦想?她说,因为我年轻时候特别想穿军装,特别想当兵,我做梦都想穿绿军装在部队里面走。但是因为家庭原因,不是想去就能去的。所以我妈很早就上山下乡,承担起大家族的很多事情。她就想,如果有孩子,一定不让他在这个事情上有任何的委屈,你想好干吗就干吗。


编辑: 曹淑杰 吉网新闻热线:0431-8290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