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仁发老家辽源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传奇性影响。他本来觉得开开拖拉机就不错了，没有想到奇迹般地考上了师范专科。他在二十三四岁时，财政要给文学期刊“断奶”，他主动要求承包《关东文学》，把刊物办了两个版本，通俗版每期发行七十多万册，把纯文学养得响声很大，推出了格非、李洱、鬼子、韩东、李亚伟等一大批先锋作家和第三代诗人的重要作品。他二十七岁调往《作家》杂志任副主编，当时编辑部的编辑就有小说家洪峰，有诗人曲有源，觉得未来还是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去实现。他后来出任主编，经过多次改版，以全国性视野和超前思路，走出了文学刊物千刊一面的困境，连大江健三郎对《作家》都大加赞赏。《作家》常常能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坛的一流阵容，仅某一期短篇专栏里亮相的就有池莉、莫言、苏童、格非、潘军、残雪、洪峰等，著名作家李敬泽感慨地说，如此豪华的阵容以后恐怕很少能见到了。
我赞同一辈子做一件事做好一件事 读书不能有功利心必须是一种享受
1 二十三四岁的时候，财政要给刊物“断奶”，我主动承包了《关东文学》，迅速解决了生存困境。
青年报:你是辽源人，这是满文化发祥地，你是汉族还是满族?我坐在上海这个维度里采访你，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遥远而又神秘的家乡吗?
宗仁发:我是1960年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这个地方当年也是东辽县的县城所在地。这两个地名都与辽河有关。辽源即辽河之源，东辽即是指东辽河之源。因为大辽河有两个源头，分为东辽河和西辽河。西辽河的发源地有两个，一是上源河北的老哈河，另一个是内蒙古的西拉木伦河(也叫巨流河)，这两条河汇合后称西辽河。东西辽河在辽宁省昌图境内汇合后称辽河。我们老家这一带历史上都属于满族人的聚居地。我的父亲是汉族人，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母亲是土著，满族人，母亲姓佟，属于满族的四大姓氏佟、关、马、索之一。母亲的老家是与辽源比邻的伊通满族自治县。
我们家住的地方离东辽河不远，小时候去河边玩耍是一大乐趣。我读书的学校就在辽河大坝外，夏天放学后同学们就经常跑到河里洗澡或去摸鱼。
青年报:神奇的土地往往都会孕育神奇的人物，像你这样令故乡自豪的人物应该还有很多吧?
宗仁发:故乡是个小城，四面环山，算是块小盆地。周围的山也不高，属于丘陵，长白山余脉，是长白山区向松辽平原过渡地带。但这个小城就东北而言，人口有点稠密。人们普遍有一种要走出去闯荡的意识。家乡人常会念叨的在外面有名气的人物，我知道有搞高科技、设计“天眼”的南仁东;有中央美院的画家葛鹏仁(巧的是这两位名字中都有一个“仁”);有军旅作家韩静霆，写过《凯旋在子夜》，还有大家总唱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的作词就是韩先生;前些年到处流传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作者雪村是韩静霆的儿子;还有古琴大师李祥霆(巧的是这两个人的名字中都有个“霆”字)。这几位中的南仁东和李祥霆都是满族人。他们才是家乡的骄傲。我的中小学十年正是“文革”十年，基本上没读多少书。1976年读高中时，我就到一个柞蚕育种场务工去了，等于是提前下乡的知识青年。
青年报:那你是怎么读上四平师范学校的?估计现在的年轻人不太明白，那时候考上中专或者大专，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因为一考上，转户口，吃商品粮，包分配。你的求学中有很多与现在不一样的经历吧?你能谈谈现在的文学(文化)教育和以往有什么差别吗?
宗仁发:我十五岁时到了农场之后，先是在木匠坊学木匠，场里给我定了个三级木匠，月工资61元。这在当时是高工资了。后来我又到农场的子弟小学当代课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我冒着大雪去参加了考试，回来感觉自己没考好，听到熟悉的人陆续接到录取通知，我就只好准备来年再考。到了1978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正在教室里备课，忽然场部有人来喊我去接长途电话，电话是县招生办打来的，通知我去县医院体检，说我高考的成绩在核分时出了错误，后来复查时纠正过来了。我已进入了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是，由于大学录取工作已结束，很可能得给我录取到中专或中师，当然，我也可以拒绝，明年再考。而且具体说有一个公主岭农机学校或辽源师范学校可以供我选择，给我几天时间考虑。当时，我还是很高兴的，原来我的愿望就是想当上农场的正式职工，可以有一个白皮的粮食供应证，我们叫吃白本的;而纯粹城市居民粮本是红色的，叫吃红本的。差别是细粮和豆油不一样多。另外，在农场里最让人羡慕的是拖拉机手，我想我上农机校学开拖拉机也蛮不错的吧。事情到了后来又有了转机，因为有些老三届考生虽然考得分数高，但年龄大，不少大学不愿意要他们，只好在一些中等师范学校里开设大专班，这样在四平地区师范学校就开了这样的大专班，录取的考生中有人嫌学校不理想就放弃了，正好可以把我补录到这个学校的中文专科班。1978年4月我就带着行李去报到了。
青年报:你还在四平师范学校教过书对吗?我想起了《人民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施战军，他也是这所学校毕业并留校任教的，你们算是校友，又都是文化名人，之间应该有很多交往和故事吧?
宗仁发:当时，四平有一所四平师范学院，就是战军读书和工作过的学校，我读的是四平地区师范学校戴帽的大专班。后来若干年后，我们那个学校并入了四平师院，现在改成了吉林师范大学。我1979年大专毕业后先是分配到辽源一中当语文老师，1981年又调回母校当了一年大专外国文学课教师。第二年学校转向改为幼儿师范学校，我又教了一年语文基础知识，同时兼任校图书馆馆长。1983年初四平地委宣传部要组建讲师团，就把我借调到讲师团，当机关干部学习辅导的理论教员。1983年底机构改革，四平地区撤销，分为两个省辖市，一个是四平市，一个是辽源市，我就报名回了老家辽源市，进入了辽源市文联，参与创办这个城市的第一家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关东文学》。
我和战军相识是在我1988年调到《作家》杂志担任副主编期间，战军来参加我们杂志办的笔会，后来战军也在《作家》上发过一些作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家》和《钟山》《大家》《山花》四刊搞“联网四重奏”时，大家都忽略了还有一家参与者就是山东的《作家报》，当时战军兼这家报纸的评论版编辑。“联网四重奏”活动实际上战军也是我们的合作者。等到再后来，上世纪70年代作家兴起时，敬泽、战军和我一起搞过两次关于70年代作家的对话。
青年报:你绝对是中国文学期刊界的元老，你1983年就任《关东文学》主编，遇到了文学最好的年代，应该有很多与文学有关的火热的故事发生?
宗仁发:我到辽源市文联时，才二十三四岁，一开始当诗歌和评论编辑。1985年地市级刊物要“断奶”，就是财政不给经费了，当时文联的领导没办法就主张停刊。我觉得好不容易创办的刊物停了太可惜，就自告奋勇去找市委书记，请求他允许在财政不拨款的条件下，我来办这个刊物，书记听完我的汇报竟就答应了。也就是说，我主动要求承包了《关东文学》，当然也就对这个一穷二白的刊物说了算。面对这个局面，首先得解决到哪里找钱的问题，而且原来事业单位体制的杂志社等于解体了，跟着我一起留下的就剩一个美编，工资也给我们断了三个月。我们急中生智，用增页的形式，编辑出版了文摘小报，畅销得很，出报时来批发的人把杂志社的窗玻璃都挤碎了。原来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的，不卖瓜子卖小报了。再后来我们就把刊物分成两个版，一个月出通俗小说，一个月出纯文学，我们自己说这是“以刊养刊”，人家说这是“阴阳脸”。不管怎么说，生存的困境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关东文学》的通俗版每期发行最高达到七十多万册。钱有了，我们就可以在文学方面做点事了，于是我们开始推先锋文学，格非的短篇《陷阱》、中篇《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李洱的处女作《福音》，鬼子的《白竹滩门板》等作品就是在这一波浪潮中推出的。我们先后到北京和上海召开了两次关于先锋文学的研讨暨组稿会。《关东文学》影响更大的举动就是推第三代诗歌，在文坛还不大接受第三代诗歌的时候，《关东文学》大张旗鼓地开设第三代诗歌专栏，编辑第三代诗歌专号，成为刊发第三代诗歌的重镇。韩东、李亚伟、万夏、杨黎、何小竹、宋渠、宋炜、陈东东、张小波等一大批第三代诗人在这里风云际会。前几年《红岩》杂志搞过一个上世纪80年代诗歌运动的研讨活动，我给他们写了一篇《回到〈关东文学〉: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的一个现场》，通过诗人们留下的书信，回顾了那时的情况。
2 我实际上比较认同这种说法，一个人一辈子要做好一件事，一件事也完全可以做一辈子。
青年报:1988年调往《作家》，先后任副主编、主编，你还记得当时调动和上班时候的情景吗?已经三十二年了，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宗仁发:1987年我就担任了市文联副主席兼《关东文学》主编，也就是说26岁时已经是副处级干部了，而且1988年职称首次评聘时就破格评为了副编审。要调到《作家》时，发生个插曲是省作协领导带着人事处长来辽源考察我时，当时市委主管文教的副书记是后来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许中田，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我离开辽源，弄得省作协领导措手不及。过了一段时间，省作协找到省委管文教的副书记谷长春出面做许中田的工作，才算勉强同意了。到省作协报到的时间是1988年3月21号，初春时节，天空中飘着雪花，一个年轻人从一个小城市来到省城，由一个地市级刊物进入省里办的刊物，觉得未来还是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去实现的。那时《作家》杂志社办公在自由大路7号，编辑部一个大套间，外面大屋是编辑们，里面小屋是当时的主编王成刚和我，还有一个美编。编辑部的编辑也都不是等闲之辈，有小说家洪峰，有诗人曲有源。说老实话，一个毛头小伙到了这样一个单位当个编辑都了不得了，还当副主编，现在回头想想的确是够惹眼的。
青年报:我们特别佩服你这样的编辑家，办文学杂志不管怎么说，还是清贫的，也是寂寞的，这些年让你安于一隅的是什么?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中，很多人都背离了自己当初的理想，你对最初的选择后悔还是欣慰?你这中间有没有过撤离的机会?比如跳槽去其他行业。
宗仁发:我大专毕业后，从1979年到1983年不到五年时间，我换了四次单位，1988年从《关东文学》调到《作家》一直到现在，三十二年就始终在这里。上世纪90年代时，也确有出版商朋友想让我和他们一起做书赚钱，我想想这个不适合我。1997年省文联作协换届时要提拔我到文联当专职副主席，如果去上任，就得离开自己正在准备改版的《作家》，犹豫再三还是和省里说明自己的想法，就继续留在作协办杂志了。有人赞赏一个人一辈子要做好一件事，一件事也完全可以做一辈子。我实际上也比较认同这种说法。某种意义上讲，人生的选择也意味着对自我的发现和顺应。
青年报:你一路见证了《作家》杂志的发展，你帮我们讲讲一这份杂志的历史吧，她大概经历过什么样的曲折和辉煌阶段?
宗仁发:《作家》原名《长春》，创刊于1956年，“文革”期间停刊，1978年复刊，1983年更名《作家》。当时一个办在吉林的地方杂志，叫《作家》还是有点气魄的。据说《中国作家》1985年创刊时本有人提议叫《作家》，但这个刊名已经为我们所用了，他们颇感遗憾。杂志的更名，不仅是名称的变化，关键是办刊理念的调整，就是要摆脱地方化的局限，也打破行政区划形成的一定程度上文学资源垄断。更名后的《作家》刊发了韩少功的《文学的根》等一批作家们讨论寻根文学的文章，推动了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作家》为践行更名的宗旨还编发了《北京青年作家专号》《上海青年作家专号》，不光走向全国，还编发了《东欧和苏联文学专号》，等于把办刊视野彻底打开了。
青年报:办文学杂志最难的是差异化，你从装订设计、栏目设置和具体选稿标准的角度，讲讲这份杂志与全国的重要文学期刊有什么不同之处?
宗仁发:过去我们总调侃说文学刊物大多千刊一面，尤其综合性文学杂志都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四大块”，这个面貌真改起来其实并不容易。《作家》在上世纪八90年代，选稿注重与文学思潮之间的联系，1989年李国文担任主编的《小说选刊》杂志社在北京召开过一次“《作家》办刊经验研讨会”，与会的作家们认为:“《作家》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勇敢地走出省界、国界”，“克服地方刊物的天然局限，在全国文坛建立地位和影响”，“《作家》是有思想、有主见的。一份文学刊物有自己独立不移的灵魂和品格，这是最难达到的境界。《作家》多年来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在顺境中不‘摩登化’不赶时髦，在各种压力下也从不动摇，坚持走自己的路，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文学最重要的园地之一”。
青年报:《作家》确实与众不同。人有气质，杂志也有气质，而杂志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编决定的，一位主编主持一本杂志三十多年，在全国特别特别少。非常不容易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作家》出现老迈感，依然保持着活力和新鲜感，你是怎么通过版面内容做到这一点的?
宗仁发: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文学杂志的传统样式面临一次无法避免的变革，《作家》在1998年和2000年做了两次改版，率先采用彩色印制，使文学杂志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杂志的改版不仅要解决形式上的老化问题，在内容上也突出栏目功能，把自己的长项短篇小说再加以强调，设立了主打栏目《金短篇》。在散文和随笔类的稿件处理上，不再泛泛地发一般性的文章，而是确立一种文学指向，设立了《作家地理》和《记忆故事》栏目，看重文化深度。我们约请叶兆言写了《江南文人》、于坚写了《癸未三峡记》等这类大散文，读者反响很好。另外，我们还约请在海外的作家董鼎山和卢岚开设了《纽约客杂烩》《塞纳河畔》等和彩版杂志匹配度高的专栏。
青年报:每一份优秀的杂志，说到底都是由优秀的作品支撑的。比如《收获》推出了《活着》《人生》，《当代》推出了《白鹿原》《尘埃落定》，《花城》推出了《平凡的世界》，请问一下，这么多年，哪些重要作家和作品是通过《作家》走出来的?
宗仁发:即便是在纯文学创作并不景气的时段里，《作家》常常能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坛的一流阵容，足可看出作家们对《作家》的厚爱、支持和信任。我们来看看1999年第一期《作家》短篇专栏里所发的作品吧:池莉的《一夜盛开如玫瑰》、莫言的《祖母的门牙》、苏童的《古巴刀》、格非的《马玉兰的生日礼物》、潘军的《上官先生的恋爱生活》、残雪的《世外桃源》、洪峰的《1998年12月31日的爱情故事》等。记得李敬泽看到我们这期杂志时，感慨地说，如此豪华的阵容以后恐怕很少能见到了。
3 我从来都是三种身份，静下来想想，最适合我，我也能做得好的事情还是编刊物。
青年报:提起优秀作品，根据资料显示，你编发的作品获奖率很高。这些作品“出笼”的台前幕后故事应该很精彩，尤其是你和这些作家打交道的文坛佳话，你帮我们回忆一下吧。
宗仁发:《作家》刊发的短篇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徐坤的《厨房》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潘向黎的《白水青菜》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格非的长篇三部曲《江南三部曲》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毕飞宇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演讲时提到，《哺乳期的女人》的写作灵感来自与一个哺乳期妇女的拥抱，“那位女性身上的气味刺激了我的神经……这一经历所构成的记忆挥之不去，甚至促成我在无意识中不断地去描写这种气味。”有趣的是《厨房》和《白水青菜》也同样有人间烟火的气息，他们都是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日常中捕捉到人物内心的纠结和灵魂的震颤。格非的长篇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是写出来一部发一部，前后经过七八年时间。大概是2012年吧，我们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共同在千岛湖开了《江南三部曲》的研讨会，与会的评论家对格非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也使我们增加了推荐这个三部曲去竞争茅奖的信心。
青年报:《作家》一直以扶持新人为己任，是许多年轻作家成名成家的必要路径之一，你们最看重年轻作家和作品的什么?
宗仁发:办好文学刊物，有两个难题都需要解决好，一个是要有名家力作，这无疑是刊物的重要支撑。另一个就是必须重视新人。这些也是办刊人都知道的，关键看你怎么能实现这样的想法。就推举新人的角度讲，《作家》值得回顾的案例，是我刚才说过的四刊一报共同推出的“联网四重奏”活动，通过联网的方式发出作品的有:述平、张旻、朱文、徐坤、刁斗、东西、张梅、邱华栋、鲁羊、李冯、丁天、陈家桥、李洱、李大卫、刘庆、金仁顺、叶弥等二十多位当时的青年作家，透过这个名单还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青年作家中不少人并未持续下去。但也有一些会脱颖而出，成为今天文坛的主力。另一个就是《作家》1998年7月做了一期《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专号》，这一期专号成为当代文学进程中一个常被提起的话题。
青年报:作为地方性期刊，应该还承担着推动本土文学创作的使命，你们是如何处理本土作家和全国作家之间的关系的?
宗仁发:实际上《作家》走出地方恰恰是为了更有效地带动地方。一本办在地方的杂志建立起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不断提醒身边的作家们要有一个更高的写作尺度。只要是有出息的作家都会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受益。我们省的作家胡冬林写生态文学的艰难过程中，《作家》杂志是尽最大力量支持他，给他开《长白山笔记》专栏，给他预付稿费。他收入《狐狸的微笑》中的长散文一半是《作家》首发的。他病逝后，《作家》将他妹妹整理的写长白山的近百万字的《山林笔记》连载了十八期，每期还配发熟悉胡冬林的作家们写下的印象记。应该说胡冬林的生态文学创作越来越被大家重视，他已是被普遍认可的中国自然文学写作领域里独树一帜的作家。
青年报:其实，你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你的主编身份遮挡了你诗人的光芒。想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写诗的?我刚刚从《深圳诗歌》上读到你的诗，写得相当不错，你一直在坚持写诗吗?诗人与编辑家身份，你更喜欢和看重哪一个?
宗仁发:我是1979年开始写诗，也很努力地写了十年左右，后来就搁置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是三种身份:业余写作者、文学单位的事务管理者、刊物的编辑，静下来想想，最适合我，我也能做得好的事情还是编刊物。
青年报:你业余还在主编年度诗歌选，同时也是鲁迅文学奖的诗歌评委。你认为好诗是什么样子的?有人说中国诗歌到了最好的时候，也有人说中国诗歌正在死亡，你怎么看?
宗仁发:我从2001年开始给辽宁人民社编《中国年度最佳诗歌》，一晃到今天已出版19本了，也就是说，这个活也干了19年了。中国诗歌的状况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就会得出反差很大的评价，我觉得目前的丰富和多元对于诗人们的写作仍然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青年报:说到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原来总是有不少争议，但是这些年争议越来越少了，你能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是评奖制度的进步呢，还是价值取向不断磨合或者平衡的结果?
宗仁发:任何评奖道理都是一样的，只要评委们真的把自己心目中认为好的作品评上去，总归会被更多的人认同的。
青年报:现在有一种极少数现象，诗人看不起小说，小说看不起诗歌，小说和诗歌看不起散文，你是怎么认为的?把这三种文体放在世界范围内，你认为分别处在什么水平?
宗仁发:一个作家不只单写一种文体，苏童、阿来、林白早年写诗，后来写小说，再后来也可能再偶尔写写诗。张炜、东西、邱华栋等好多小说家都写下了不少诗歌作品。我最近还收到了储福金、荆歌的诗作呢，这两种文体并行不悖。时间较为长久的当属韩东吧。
青年报:最后一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耐心看书了，尤其是没有心思看纯文学作品。这对他们的人生有没有影响，你有什么样的忠告和建议吗?
宗仁发:读书最好从兴趣出发，而不是带着任何功利目的，记得毛姆说过，读书必须是一种享受。
宗仁发，1960年生，吉林辽源人。《作家》杂志主编、编审。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散文委员会委员、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东北师大文学院兼职教授，吉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编发短篇小说获第一、二、四届鲁迅文学奖，编发格非的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主编《作家》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个人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
评论文章《一九八二年度全国获奖中篇小说简评》收入《中国文艺年鉴》;对话《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文学理论卷二》;评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面临的载体危机》收入《2010中国文坛纪事》。评论《新世纪诗歌的困与惑》收入《2005—2006中国文学双年选》。著有评论集《寻找“希望的言语”》，诗集《追踪夸父》等。主编《年度中国最佳诗歌》2001—2019年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9卷。
来源: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