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飞《我少年时期的烟花》:小说诗化叙写的有效路径及其限度 书评-文化 曹淑杰 273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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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飞《我少年时期的烟花》:小说诗化叙写的有效路径及其限度

2018-09-30 08:51 | 来源: 文学报

    在总体构思上,海飞的小说总是喜欢选择一个核心意象,在多重暗示、多向隐喻中经由旁逸斜出的点染、强化,铺开人物的曲折经历和故事的曲径通幽,进而完成小说旨趣流光溢彩的艺术彰显。

  海飞是从诗歌走向小说叙述的,尽管现在他从不写诗,而且之前也并未以诗歌获取个人声名,然而诗学素养,比如语调节奏、想象方式、结构取向,甚至意趣的隐喻指向,却一直潜隐在海飞的笔墨与词库之中,主导着海飞小说在故事的起承转合中完成人物的造影和意蕴的蓄积。这使得海飞在浙江新生代小说家群体中形成了独特的面貌,置于全国小说场域,其审美五官也正在趋于明晰。在《向延安》《回家》《麻雀》《捕风者》等军事谍战小说中,海飞将传统小说中戎马烽火拉远放大成一种背景,将笔墨倾注于日常经验铺叙和人间烟火的渲染,在活色生香的饮食男女、言谈衣着和情感沉浮的细节蚀刻中,凸现人性的复杂多元与人生的起伏无常。尤其是在总体构思上,海飞的小说总是喜欢选择一个核心意象,在多重暗示、多向隐喻中经由旁逸斜出的点染、强化,铺开人物的曲折经历和故事的曲径通幽,进而完成小说旨趣流光溢彩的艺术彰显。正是这种叙述肌理与语言面貌,赋予海飞小说独有的个人辨识度。

  但是,需要我们追问的是,作为一种小说个人化写作的独特拓展,海飞的写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展现了其不可替代的优美身姿,其成功度应该如何确认?是不是还有某种历史负累需要在以后发展中不断兑换与清理?通观小说集《我少年时期的烟花》(下称《烟花》),《为好人李木瓜送行》等17篇小说,“内容涉及城市与村庄,男人与女人,情欲与私欲”,“如同一幕幕各不相同的电影”,曲尽了尘埃人间的日常经验与想象虚构之间千姿百态的关系,其中诗意化取向是显而易见的。新时期以来,林白、海男、陈染等人的以主观强力糅碎逻辑的脖子,以荒诞、悸怖的无意识想象来拆建重组梦魇世界,从而映照人的荒诞存在;迟子建、何立伟、史铁生、阿城等人物故事意境化追求,通过和谐纯粹的境界营建来兑现人生暖巢和诗意栖居愿景,进而给人心以温情的抚慰安妥。海飞有异于此二路诗化路径,他只钟情于90年代诗歌事象抒情路向的衍化与扩展,以碎片化日常经验诗写方式展开小说叙事,完成人物构建、情绪的抒泻和意趣的涵育。应该说,海飞的写作丰富深化了当代诗化小说写作的层次与内涵,值得充分肯定。

  这种诗化取向首先表现在故事的叙述方式上。无论是 《我作为丹桂房村长的片断》《我少年时期的烟花》,还是 《去杭州》《烟囱》,都放弃了传统小说故事的完整性,仅仅以玻璃碎片的形式若有若无地镶嵌投映,大量的留白、跳跃、腾挪,让读者“自个儿串珠子”(朱自清语)一样串着看。少年视角的叙述者也完全类似于诗歌抒情主人公的叙写,感性、直觉、非常规甚至超现实的语调,冲淡了故事吸引力,却强化了人物事象间的张力,给人以人间温情的软化、润化与提纯之功效。《胡杨的秋天》说的是一个浪荡小伙与哑姑之间的情感碰撞故事。情节人物与主题场景,与30多年前张炜的《声音》如出一辙,只不过张炜笔下的主角是男残女纯,作为知识与精神世界象征的小罗锅在树林中偶遇二兰子,引发了滋养人生一世的爱情涟漪。一样的荒郊树林,一样的孤男寡女,到了海飞笔下,作为纯真、自然与天意象征的哑姑,以爱的朦胧体验修正了胡杨人生最初迷惘的罗盘。但显而易见的是,张炜遵从了小说事实发展逻辑,细致绵密的抒写真切地描塑出人性忧伤向往,而海飞却跳开了传统的周密与秩序,像一幅水墨画那样通过简笔勾勒来呈现人心交融的惆怅修行。

  其次,这种诗化取向体现在人物的细节刻画上。小说是想象与虚构的现实,既胶着日常人生的经验,又超越本质存在的镜像。既充满高翔九天的传奇性,又粘满匍匐尘埃的庸常性。优秀的小说家往往会将传奇性与庸常性杂糅一体水乳难分。海飞笔下的女性,特别是一些历经磨难的寡妇,经常会作为生命原力的象征被浓抹淡妆地施以一种粗野化、男性化、原始化的油彩。《大雨滂沱》中的马超英是个屠夫,刀嘴绒心,敢爱敢恨。小说围绕着“雨中杀猪”这一核心细节,辅之以刀逼文哥、泪葬丈夫等细枝末节,浓墨重彩地完成了一个活力丰沛、刚柔兼济的女性形象塑造,使之在村长、警察和镇长为代表的底层丛林中鹤立鸡群。

  最后,这种诗化取向体现在喻象的精心营造上。海飞非常善于营造诗的意境与情绪,比如他喜欢以“雨、烟、尘埃、风”等意象,通过貌似不经意的复沓、强化、渲染,构造出人物生存的语境或心灵烘托的映像。《烟囱》中的“烟囱”,既黏滞生殖开垦雄性伟力的阳性欢快,也吹奏着死亡轮回生命不绝的唢呐慈悲,贯穿在春官、三宝、柳叶等人的悲欣交集和生死跌宕中;《在天堂洗澡》和《在雨里洗澡》等篇中,以“洗澡”来叙写人物、结构故事,把天地自然扩展成一种人间澡堂,将现代城市影喻为一场历史洗礼的场域,既彰显了个体生存的时代困境,又指向了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终极化境。

  但是,汪曾祺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合上《烟花》之后,总感觉怅然有失。轻盈过度而沉重不足,语调偏嫩而老辣欠缺,重复过多而求新不多。总之,读一篇与读十篇基本同一的感觉,还是让我的满足欲未能产生过把瘾就死的畅快。我想,对于一个走向中年写作的小说家而言,在语言上、写法上的“求变”“求异”“求老”,也许应该早日提上海飞的功课日程。


编辑: 曹淑杰 吉网新闻热线:0431-8290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