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出的航班上，拜读了盛华的大作《先生向北》。原本的想法是长路漫漫，翻翻名人们的轶事旧闻，但是，读着读着却不知不觉认真起来、严肃起来。这倒不是说盛华的文字有多么深奥难解，相反他的文笔很美、写得也生动。字里行间，完全能够体味到盛华写作过程的专心、精心和苦心。
《先生向北》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所谓“民国大师”热余温尚在、对“民国范儿”乐此不疲的时尚惯性里，却把自己的关注点和笔墨、尤其是一腔深情倾注在一群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进步的知识分子身上，一群半个世纪之前从关内繁盛之地来吉林工作的文化名家身上。盛华的笔下，这些新中国的文化大家，没有“民国大师”身上那些所谓的贵族气韵、雅士气度。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命运、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心血当墨嫌不浓”的赤子情怀。虽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经被边缘了、受过委屈，但从中我们仍旧真切地领略到文化大家的气蕴和风范，体味到他们的人品与才情，尤其是文中渗透出的浓郁书卷气、坦荡君子气，令人读之入神、品之动情、思之感悟。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先生向北》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作为一般的人物传记或文化散文来创作的。它并不专注于挖掘文人的内幕轶事，而是更倾力于与一个个伟大灵魂进行对话。从这点看，《先生向北》是纯洁的。它又不仅是要给“先生”留痕，更是要给“文化”立标。从这点看，《先生向北》是有格局的。它也不仅是告诉我们曾经发生的历史旧闻，更是启示我们文化兴衰的规律与趋势。从这点看，《先生向北》是有追求的。因此，这是一部着墨于过去、着眼于未来的书;这是一部讲文化名家故事，却更适合来细细品味的书。
在《先生向北》追述中，的确留给我们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长河中，文坛一贯师承有序，门派森严，非常讲究科班、专业。到了眼下，如想登堂入室则需要师出名校、名师，身着博士、硕士的长袍了。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座“桥”，无论学工学理、学文学史，也无论是声乐器乐、美术造型，大家都要去挤那座同样的“桥”。一个模子塑造着百种人才。《先生向北》让我们看到了现如今已经罕见的、不同寻常的成长之路:野生化、散养式的成长环境，无常师、常有师的成才模式，实战、实绩的成名经历。在时代环境和条件完全不同的今天，这样的成才模式、培养模式不知是否还有借鉴价值?像书中那种无文凭、无履历、无奖项的“三无”人才是否还会被任用、被青睐、被保护?
谈到中国文人，人们常讲“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尤其在才华与声望大体相当的文人间,相互轻视、相互排斥的例子不胜枚举。于是，我们也习惯于在某一文化领域中孤月高悬、众星捧月。但在《先生向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同道之间的惺惺相惜、视若珍宝。虽然这些“向北”的先生处境各异、学问不同，却能“春游”雅集、相依同乐。是什么让这些文人在“文风不盛”的吉林形成了不同寻常的文化小气候?是什么让一位位旧世闲人不远千里来到吉林，将一生所学、倾囊相授?延展而论，为什么凡文化群峰并峙、百家争鸣之时，才会迎来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我们又如何将“文人相轻”变成“同道相长”，将“孤峰”变成“群峰”甚至高原?
中国文化领域的所谓“热码头”“大码头”，大都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王勃说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想做“文化码头”大致需要:一是交通便利之地，或重镇，或要塞，或枢纽。二是经济发达之地，或鱼米之乡，或商贾云集。三是政治首辅之地，王侯将相，或呼风唤雨，或翻云覆雨。这三样，“塞北蛮荒”的吉林，一样不占，却能出现书中所讲的出现了3次“先生向北”潮和“东北人文领域非常重要的20年”，原因何在?是什么让这些“大家”“大腕”远离文化中心、富庶之地，久居苦寒东北而安之若素、甘之如饴?
与中国老百姓自古有“青天情结”一样，中国文人也有“伯乐情结”“知己情结”。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士”气浓郁，坚守节操，这也使为官者识之需大眼界，交之需大胸怀，用之需大胆量。也因此造成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局面。在《先生向北》中，匡亚明、宋振廷是知识分子，更是坚定的党的干部。他们善待先生，甚至以国士之礼待之。但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伯乐”(这一点，可以宋振廷写给王承礼的信为据)。那么，他们能够不顾时事风向、不怕仕途风险，把一个个边缘人揽入帐下、奉若上宾，原因何在?为什么在那个激荡的岁月里，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引发不可控的反弹和后果?
《先生向北》对“关东画派”发端发展的追述也很值得关注。首先，它修正了关于“关东画派”的一些常识。比如，通常认为关东画派代表人物是以鲁美为主体的。通过《先生向北》我们知道，吉林艺专(吉林艺术学院)应该是关东画派的重要主力军，而吉林更是关东画派的首倡者、推动者。比如，通常认为关东画派以人物画为主。通过《先生向北》我们知道，关东画派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画、山水画。其代表作品也出自吉林。
其实，书中更让我觉得有价值的是，通过盛华的追述，我们似乎寻找到了艺术流派形成发展的点滴轨迹:一是相对独立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生态;二是以原生地域文化为基础形成的独有文化形态、形态和技法;三是具有广泛影响力、凝聚力的领军人物;四是一定规模的创作风格、审美趣味基本相同或近似的文化家群体。关东画派的创立如此，吉剧的创建也是如此。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凡具备了这样的土壤和条件，新的艺术形态或门派就能够实现“人工降雨”?“人造剧种”“人造画派”的成功，是不是也意味着人们对艺术发展规律需要进行重新理解?
时势造英雄。从这个角度，《先生向北》是一部描写千里马奔腾驰骋的书，也是一部描写伯乐慧眼丹心的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歌颂除旧布新、欣欣向荣时代的书。因为有了这个伟大时代，才会有那样的伯乐、那样的千里马，也才会有那些不可思议的文化奇迹，才会有让我们仰视和追忆的珍贵历史。
英雄造时势。因为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才让峥嵘岁月变得壮怀激烈、豪情万丈。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感激那段历史的原因。虽然他们中很多人曾经受过委屈和伤害。在他们那里，我们感受更多的并不是抱怨，而是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怀念着、回馈着那段岁月。毕竟，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周刚)
这些，是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